朝鲜历史的源头与中国纠缠难分，在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强烈辐射。同质的社会、一样的文化，两国的民族性当然会有太多的共同点。然而在诸多相同之下，却隐藏着一些我们不易体会到的微妙不同。
中国国土广袤，气候变化很大，东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万种差别。千百年来，由于不断迁移融合，逐渐形成了宽容和平、随遇而安的统一性格。
朝鲜国土面积狭小，只相当于中国一省，地理环境比中国还要封闭，几千年来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由于地理接壤，朝鲜人的性格气质与中国东北人相近，都是粗朴豪爽，刚强不屈，并且由于半岛和山区的封闭性而形成了特有的固执坚定。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故，有过很多次的逆来顺受。所以，中国人经验丰富，深通妥协的智慧，善于随机应变。朝鲜自古与外界交往不多，历史简单得一张纸就可以写尽，所以民族性格中保留了许多上古遗风，血液里还残存着游牧时代的凶悍野性
从汉末到清末的两千年间，朝鲜屡遭外族入侵，但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异族的直接统治。他们在危险和挑战面前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抗争，并且总是从自己的倔强刚强中得到回报。仅举一例。公元612年，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率领水陆两部共130多万人浩浩荡荡远征朝鲜。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朝鲜人的最佳选择当然是俯首称臣。然而朝鲜人却不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选择了“以卵击石”，并且居然凭借难以置信的顽强，硬是在辽东城和平壤城前挡住了隋军。
朝鲜人就像一把没有弯折过的钢刀，一次次的反抗像一次次淬火，结果是使这把刀越来越锋利。面对外族，他们没有中国人这样深刻的屈辱记忆和心理伤害。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叫“屈服”、“隐忍”、“大度”、“圆融”。他们只知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虽然经过了千年死气沉沉的封建统治，他们的血性并没有消磨，他们的骨头一如以往的硬。当他们在20世纪醒来之后，这种刚健立刻化为经济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化为体育场上的拼搏意识，化为国际交往中的强硬不屈。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如同太极一样空灵玄奥。积极进取时，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学，遇到挫折时，又可以退隐到佛道两家。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在中国，能够通达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历代伟大的君主或者杰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阴阳两道的人物，他们一手紧握道义，一手紧握利益，功成名就。
而朝鲜人则远比中国人心实。他们不懂什么叫融合、迁就，既然接受了儒学就要彻底放弃佛教。因此，在儒学传入朝鲜后，儒教与佛教之间发生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把佛教彻底赶出了意识形态领域。
韩国人的急性子举世闻名。到了韩国，你会发现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韩国人什么都快，走路快，开车快，经济发展快，当然盖好的大楼有时候地基可能不够坚实。韩国人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耐性，考虑问题容易偏激片面。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在中国，政府官员的首要素质就是“成熟稳重”，什么事都要“研究研究”。中国人看问题最讲究全面辩证，四平八稳。
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和历史。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一片云彩过来，全朝鲜都要下雨；国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应。由于历史简单，文化较浅，对挫折的记忆不深，朝鲜人也很少有中国人那样患得患失的心理。
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在信息时代以前，一个消息从中国一端传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数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万火急，用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地传递，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昨日黄花。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都得慎之又慎。
老人和少年
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中国发生了。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族，所以他们也积累了最丰富的生存智慧。因为中国历史悠久，人们见多识广，也就没有太大火气，也没有太多锐气，一切都追求四平八稳，全面辩证。
韩国人则如同一个未经多少世事的少年，还没有被世事磨去棱角。他血气方刚，身手敏捷。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老人和少年的反应当然不同。
西方炮舰的重击惊醒了睡梦中的中国。屡遭重创之后的中国慢慢清醒，开始了自强过程。由于一生积习太深，所以自强的过程异常艰难痛苦。在迫人而来的形势面前，中国的举动显得过于迟钝、软弱无力并且犹豫不决。
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他们才猛醒过来。急躁的性格让他们匆忙踏上了现代化之路。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1960年以前，韩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懒惰的民族。然而现在，他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们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东京还要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韩国人都自愿加班加点工作，不要加班费。结果，仅仅几十年，韩国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十一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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