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哥们！给后面的兄弟留点！
你涨工资了吗？
中国经济正在持续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GDP增速高达10.9%；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物价上涨了；你的工资涨了吗？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幕正在拉开；如何让经济增长的红利普惠国民？谁来给我们涨工资？
“你觉得自己的收入水平能反映自己的工作贡献吗？”MSN上，马莉向记者发来一个愤怒的表情，接着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回复：“当然不能！”
马莉是标准的白领，担任国内一家著名的IT企业的部门经理。 毕业以后，随着她职位的上升，她的收入也在随之增长。但她对自己的收入并不满意，“付出的比得到的多，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的共同感觉。”
在职场拚杀的她或许还不知道，一场全国性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展开。像大多数人一样，她无法感知这场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她也并不知道，除了业绩上升、职位提升之外，还有什么涨工资的理由？
低工资的国度
7月1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四部委负责人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答记者问”的文章，标志着收入分配改革的全面启动。
在回答“为什么要改革”时，官员们指出了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
上周，一位西安烟草企业职工的工资单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位职工透露，每年她的银行卡上基本维持将近60000元的收入——这包括基本工资9600元；效益工资约36000元；通讯、交通、菜篮子等各种补贴约4800元；公积金存款约10000元。当然，这还不包括当年的年终奖金。
事实上，这种收入水平在大型垄断企业中并不少见。也是上周出台的一份央企利润统计显示，共有12家企业利润超过了100亿。这“十二豪门”主要来自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即传统的煤、电、油、运行业。他们的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
炮轰垄断行业工资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不要只盯着那些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固然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收入依然很低，这种长期的低收入不是更不合理吗？
去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平均到每个月，仅有875元。这一数据已经足以显示，我们今天依然是一个低工资的国度。
与低工资相伴随的，还有工资水平的低增长。有学者指出，在过去的12年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
也许民工工资增长并不能代表全部，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大学生的起薪点。团中央的一份调查显示，今年应届本科毕业生中，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之间，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即便如此，调查中仍有77.3%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的期望过高。
马莉很庆幸自己毕业得比较早，在她毕业的时候，全国大学生的起薪点至少可以保证在1500元以上，像她那样的名校学生都在向3000元看齐。而在今天，媒体的标题早已定性——“大学生进入低工资时代”！
钱都哪儿去了？
“1992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担心发生的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不幸被言中，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在一次关于分配改革的论坛上，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宋晓梧痛心疾首地表示。
宋举出的例证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
也就是说，在GDP高速增长的时期，工资总额的增长却在下降。那么，这些钱都去了哪里？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从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来看，1978年为55%：11.1%：33.9%，1998年为68.6%：13.9%：17.5%，变动趋势是居民的份额不断提高，企业的份额有所上升。而此后的1999-2003年间，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到2003年发展为61.8%：15.1%：23.1%，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相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消弱。
在西方经济学里，“分享工资理论”已经跨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存工资理论”、19世纪中叶的“工资基金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边际生产率工资理论”和20世纪中期的“劳资谈判工资理论”，成为主流的工资理论。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分享企业发展的好处，已经成为民众的基本共识。
而在中国，很多人对工资的认识更多还停留在残酷的“生存工资”阶段。这个由古典经济学派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描述的理论，更多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现实——从长远看，在工业化社会中，工人的工资等于它的最低生活费用。也就是说，工资只能保持在维持其生存、使其勉强糊口的水平上。很多人甚至认为，正是这种“生存工资”成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
一位学者指出，在我国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瓜分。现在到了下决心调整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期待放在即将到来的收入分配改革上。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不仅仅把涨工资的希望寄托在老板、上司和领导身上，而是通过收入分配的制度性改革，来抑制畸形的高工资，同时改善畸形的低工资。
少数人拿走了大部分利益
南都周刊：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都在高速增长，但我们采访的一些人，他们却很少感觉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利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杨宜勇：经济在增长，工资也在增长，几乎是同步增长。如全国城镇人均收入增长每年大概是在8%以上，农民现在每年也在5%-6%。但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到呢？可能是涨得慢的缘故。比如服务业的，你一个月600块钱，涨8%的话可能就涨48块钱。
但对于富人、一些垄断行业，或其他高收入者来说，他们的增长速度可能比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快，你看北京外企一般的正常工资增长每年是10%。
南都周刊：这是一个权威统计的数字吗？
杨宜勇：不是，这基本上是惯例，不是统计得来的。在职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增长，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正规企业不管它是国有控股还是私营企业，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增长机制。但你说低收入者，比如说农民工的工资、一般的清洁工、服务员没有涨或涨幅非常小，这也是事实。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被不同的人拿走了？
杨宜勇：经济增长的好处，政府要取一块，企业要取一块，最后才是个人的。从现在来看，个人利益在这里面还是占大头部分的，可能要占到60%-70%。
当然，人里面又得分人。少数富人拿走了大部分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人都没有拿到。
南都周刊：如何通过一些制度建设来保障经济增长的收益，普惠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头上？
杨宜勇：理想的状态就是说穷人能变成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能变成富人，富人能变成中等收入者。
要实现这些目标，得需要一整套制度建设。如正常的升迁机制；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要均等化，就是站的起跑线差不多；社会的流动性应该加强。最后，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鼓励大家都去冒险，都去增加收入。如果说他没有富，他亏本了，还有一个社会保障作支撑。
民众应学会表达利益要求
南都周刊：最低工资制度目前正在普遍建立，但随着各地最低工资的普遍提高，几方面的担心都开始出现：企业担心会增加成本；政府担心会影响投资；而公众更关心的是：最低工资都提高了，自己的工资会随之上涨吗？
杨宜勇：最低工资应该是反映一个劳动力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所必须维持的一个收入水平。它对于解决增长社会公平、提高在业者工资还是起到一个引导和督促的作用。最低工资提了，你想想看，你可能会和你的老板说我也该提了，所以会带起来一连串的作用。
但我觉得像广东提高最低工资只是一个补课的性质，相比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最低工资标准早就该提高了。
南都周刊：也有人认为最低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形同虚设，谁来保证用工企业执行？
杨宜勇：最低工资标准具有法律效应，应该是劳动执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说既然规定了，就要从法律的层面来保障。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曲解了最低工资，把那些福利性的东西都算在里面。其实最低工资就是基本工资，不包括午餐补助、住宿、加班工资等。
南都周刊：一些地方也出台了指导企业调整工资的制度，但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规定，如何得到企业的配合？
杨宜勇：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虽然没有强制力，但是工人和工会可以根据这个和工厂的经营者、所有者来进行谈判，根据你的行业情况，有的行业可以多涨点，有的行业可能少涨点。这跟你的谈判能力也有关系。
南都周刊：工人和工会跟所有者谈判？但工会能到位吗？
杨宜勇：工会的作用应该是逐步的好转。但我承认你说的那个大的前提，就是说工会的作用还没有到位。目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确立工会独立于政府和企业雇主之外的法律地位，以及维护职工权益的实际权利。
南都周刊：我们都很少感觉到工会的存在啊！
杨宜勇：因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工会会员。你有愿望但你不表达，就想搭便车，这种人比较多，说你们去弄吧，弄了我跟着占便宜，弄不上我也不吃亏，顶多就是不涨，我也不费那个劲。
这你能怪工会吗？你自己都不合格。所以，工会组织当然要加强这方面的能力，但工会会员也要有自己的主动性、谈判的意识。
从劳动力市场上打破垄断
南都周刊：最近大家反映强烈的是垄断行业工资，收入分配改革会削减他们的收入吗？
杨宜勇：打破垄断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这包括两个方面：从行业上打破垄断，从劳动力市场上打破垄断。
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基本上和非垄断行业的劳动市场是分割的。如垄断行业里自己聘用农民工合同工，他们和正式职工的收入差距就很大，这违背了同工同酬的原则。
很多国有企业以前让一部分职工下岗了，现在企业效益好了，但他可能并没有把过去下岗的工人找回来，而是更多的使用农民工。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工资只有正规工人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也是很不公平的。
南都周刊：垄断行业工资的畸形上涨，也推动了物价的畸形上涨，这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问题吧？
杨宜勇：垄断行业从收入弹性来说，对基本生活用品一般都推动得有限，他一个月就吃20斤米，吃5斤肉，或者几斤蛋，这个东西涨得是有限的。但是垄断行业推的是什么？是奢侈品、耐用消费品，如住房、汽车等等。
南都周刊：这个怎么平衡呢？
杨宜勇：市场会自动平衡的。因为市场也是竞争的，可能涨了一部分是合理的，要涨得太高，就没有人要了。供求自然会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对于一些耐用消费品，通过其他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如房子可以征税，物业持有也可以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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