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3岁的林海峰挑战当年的围棋名人，如日中天的坂田荣男。赛前，林海峰向自己的老师吴清源先生问计，吴清源给了林海峰三个字：”平常心“。吴清源给自己的爱徒解释，保持平常心的意思就是不要患得患失，你才23岁，就赢得了挑战坂田的机会，已经很难得了，输赢对你而言都有好处，以平常的心态处之就可以了。

那次挑战，林海峰以4：2取得了胜利，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名人。

根据余英时先生的《围棋：境界与平常心》一文，“平常心” 取自《景德传灯录》卷八记马祖道一（709-788）的话：“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

其实，平常心用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上，也一样具有启发性。

在科学网，我们常常见到，几位重量级的科学家一旦有博文发出，下面很快就呼啦啦拜倒一片，口称大师。这正是失却了平常心的表现。

同样在科学网，我们常常读到一些博文，博主细致地描述自己怀着朝圣般诚惶诚恐的心情，去参观某个高校，某个实验室，去拜见某个已经成名的诺奖级科学家。在我看来，这也是不够“平常心”的体现。

对于有成就的科学家，佩服是应该的，膜拜走得太远了，因为膜拜的特征，是失去自我。真正的科学大师，也不会喜欢自己被膜拜。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上，而不在意交流的对象来自名校还是一般学校，他们在意的是交流的学术问题本身。

科学社会学之父罗伯特·默顿在1942年的文章“科学与民主笔记”（A Note on Science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Leg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1942，1: 115-26）中，提出科学精神的四个标准，迄今仍被广泛引用。默顿认为，民主制度下科学精神的四大特征（或者说科学家应该遵循的四个规范）是：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非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组织化的怀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

其中，普遍性的标准跟本文所说的平常心具有紧密的联系。“普遍性”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对科学成果的评价标准的依据是实证与逻辑，这个标准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因而是不依赖于特定科学家个体的。二，科学界的准入资格是平等的，不因出身、性别、种族、政治倾向而改变。

也就是说，根据“普遍性”标准，在科学真理面前，是没有大师和凡人之分的，崇尚科学精神，就没有必要膜拜大师。此即所谓“无凡无圣”。

不能保持“平常心”，与我们所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崇尚权威的思想。社会舆论，也喜欢制造圣人和大师，给那些被封圣、被大师的古今人士加上神秘的光环，让他们接受朝圣。一旦朝圣，一旦拜倒，“怀疑精神”也就不存在了。

在我博士阶段读书期间，有一门课，教授要求每个学生选择一本书，写一篇书评。我接受了导师的建议，选择了Nathan Rosenberg的《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一书。作者是科技政策界数一数二的人物，这本书也写得深入浅出，条理清晰，是不折不扣的经典作品。我花了很多时间，总结了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写成了一篇自我感觉不错的书评。然而，这篇书评并没有得到不错的分数，教授给我的批语，就是我的这篇书评没有体现批判精神。我当时想，就凭我一个刚刚入门的科技政策专业的学生，能给人家大牛的作品提出什么意见？后来请教导师，导师说，美国教育的精髓之一，就在于critical thinking。导师问我，你读书的过程中，对于作者的观点，没有不同意见吗？你有没有想到，除了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还有没有别的思路，可以研究同一个问题？你觉得作者在论述其观点的时候，有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上的重要因素？

这是我在读博期间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我当时是怀着崇拜的心情去阅读著名教授的著作，是不折不扣的膜拜。我没有怀着一颗“平常心”去分析和批判，所以，拿不到高分，是我“咎由自取”。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熏陶下的社会，等级观念是很淡漠的，对权威的崇尚和膜拜也要少得多。所以，我们才看到，加拿大前总理跟老百姓一样在医院住不上一个单间，奥巴马跟老百姓一样吃个快餐还要自己付钱排队，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学校的“特权”也仅限于一个固定停车位。

只要我们的学生不敢挑战老师，只要青椒不敢质疑成名的教授，只要我们的教授还怀着朝圣的心情去访问西方的名校，只要我们的博主们一看到大师出手就哗啦啦拜倒一片，我们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就还要艰难地走下去。

去掉崇拜和膜拜心理，才能有平常心，才能在阅读文献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带着批判精神从而获得最大的效益。默顿所说的“组织化的怀疑精神”，指的就是不盲从、不轻信，反对偶像崇拜，拒绝权威与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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