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人类行为之资本控制缘由

人因出生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及迁徙的轨迹决定人的心身和行为特征。

海拔1500米高山的药用植物林场必然影响了人生的起点，外婆家的武术、中医和工业文化背景，从闹钟、磁石、望远镜和万花筒的世界走向了绘画爱好和生命机理与医学的科学与工业探索；但是，问题在于宇宙、生命和心灵的复杂，从自然、书籍和沉思中依然找不到满意的答案，而使人陷入遐思和冥想的尤其是人自身这个思考与探索的器官 – 人脑的发育和意识的形成，对我来说始终的兴趣在这里。

因为中学时代受到爱恩斯坦的影响而研究哲学问题，却尝试成为哲学家，这就需要涉猎人类文化各个领域的理论思想，结构论观点在1983年到1986年形成，而当读到拉兹洛的系统哲学著作时发现思维的吻合，于是走向系统科学与科学哲学的探索，从哲学史中的宗教背景知识又走向文化哲学研究；然后，又回归到最初的科学与医学 – 人脑的发育遗传学和认知科学。

1991年“科学的结构与中国的未来”（《自然信息》），论述希腊、犹太、印度和华夏文化模式和实验、系统二维度科学，从系统科学、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到太阳能生物电子技术概念和科技体系与管理体制等，就已经决定了后来所有探索的核心主题。

宗教或信仰精神是东、西方文化教育与传媒的根基，政治与管理的依据是规范人行为的社会法制；这个文化和体制环境决定了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从宗教与艺术、哲学与科学到数学与工程是认知信息向经济实体的转化过程。

商品的市场多样化和个性化与用于交易的货币普遍化和通用化，必然导致金融或资本的主导经济行为，尽管财富的本质不是货币而是商品。资本的风险在于购买可磨损与消耗的商品而失去了可交易的价值，正因货币具有普遍购买与交易的符号，使资本具备对个人和企业行为的控制或财富分配能力，因而成为数字的统治力量之源。

操纵资本或货币是人类社会的行为管理能力，掌握货币发行和分配、税收的权力属于国家，而国家的管理来自于人的管理；因此，在资本社会与民本社会，体制和管理行为的规范，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科技发达与经济实力形态。

如何建立一个先进的研究资金、奖励机制和投资、税收导向，将是一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与分配合理与否的关键，分配又决定了增长，而增长最终来自科技发现与发明增长的新知识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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