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华：文学批评逐渐丧失当代性
2012-11-19 15:12:40 来源：社会科学报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作者：王晓华 深圳大学
当代文学批评始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转型，其言说策略、言说方式、言说内容都与此直接相关。这次转型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词：其一，改革；其二，开放。前者剑指僵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后者则表达了一种走向世界的生存姿态。对于这两者，人们最初的设想虽然还比较抽象，但总的方向却非常明确：从禁锢到自由，从依附到独立，从一元到多元。落实到文学批评维度，当时最重要的改革意向便是：重建主体性，进行相对独立的话语生产。正是在这种改革的努力中，中国文学批评获得了当代性。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开始变得迟疑和谨慎。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批评家的立场逐渐趋于暧昧和保守。经过20年左右的徘徊，种种问题的积聚使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正在逐渐丧失当代性，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文学批评涉及两个相关的话语场域——文学生产和学术实践，因而与文学体制和学术体制相关。在1949-1976年间，中国的文学生产和学术生产都曾受到意识形态的严厉掌控，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品格。为了克服这个欠缺，刘再复于改革开放之初曾呼吁重建人和文学研究的主体性：“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使人在整个文学过程中摆脱工具的地位，现实符号的地位，被训诫者的地位，而恢复其主人翁地位，使文学研究成为一个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研究系统。”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80年代大多数文学批评家的立场。完成转型，实现承诺，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原初目标。在这个目标指引下，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家曾激情洋溢地工作，创造了令人难忘的黄金年代。经过一段探索之后，这条地平线逐渐变得清晰——建立与现代性相称的体制和话语生产方式。
然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整个体制转型的动作都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中国文学批评的总体话语实践渐趋暧昧，兑现承诺的努力曾经大范围地中止。恰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迅速走向市场经济，文学批评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地平线。由于这双重的变化，批评家被抛入矛与盾之间：滞后的体制转型要求他们恪守正统的文学观，市场经济的自由品格又呼唤他们保持开放的动姿。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无疑是个两难情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批评家真的成了荒诞派戏剧的人物。事实上许多人在困惑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这非常充分地反映在当时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1993年，《上海文学》第三期发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废墟》。在这个对话中，参与者回避意识形态和体制问题，将批评之剑对准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认为商品大潮的兴起冲击着文学仅存的尊严：
我也不想对大家谈到的那些文学现象表示痛心疾首。一个走在商品经济道路上的社会渴求着消费，它需要、也必然会产生消费性的商品文学，文学总要为人民服务嘛。但中国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和西方成熟的商品文学相比，我们这不成熟的商品文学却正在冒充社会的精神向导，并沾沾自喜，做作地炫耀其旺盛的“精神”创造力，恰像一个肺病患者在健美舞台上炫耀他的肌肉。其实只是强烈的灯光和橄榄油膜才给人以某种感官的刺激，实际上人也只要这个。西方人爽快，承认商品文学只有一个目的——钱，相比之下，中国成长中的商品文学着实让人腻味。真不明白鲁迅说的瞒和骗何以能如此历久而弥新。
与此相关的对话最集中地表征了当时批评家的两种心态：其一，回避意识形态和体制问题；其二，把商品化理解为一种原罪。撇开前者不谈，后者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抑商”传统的延续，既折射出对市场经济根深蒂固的误解，又暗示着知识分子走向保守的心灵轨迹。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学的迅速崛起恰恰依赖于市场经济的成长：正是因为有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印刷-出版-发行的产业体系，文学生产才脱离了对意识形态的依附状态，走向独立和自治；在此之前，西方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或依附于宫廷，或依附于教会，或依附于权贵，难以自由地进行文化创造，当然也无法大量生产具有实验性的文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作家不仅开始拥有“自己的一间屋”，而且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精神星空，能够进行相对自由的实验（如创立流派）；于是，文学创作才呈井喷之势——与文学家数量稀少的中世纪相比，西方17世纪以后的文学家和文学名著的数量都呈爆炸状态。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如此魔力，是因为它支撑着重视个体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特殊化的大幅度增长；它与很不刻板、不很均一的社会结构和不很专制、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道，极大地增加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事实上，随着197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文学界至少部分地重复了上述轨迹，涌现出多样化的流派和风格不同的作家。面对着这种可喜的局面，上述对话者却认为“人文精神”失落了，这本身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言说方式：
前面大家分析了当前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种种情况，似乎由此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审美想象力全面丧失的时代。可我一直在考虑，这种结论恐怕是要遭到反驳的。反驳不会是来自王朔那样的流行作家，因为他们的审美经验早已同日常经验合二为一了；也不会是来自“寻根”派或“新写实”派作家，因为他们或认同某种既定的生存条件，或只是抄袭现实；更不会是来自大众文学，因为它的想象力早已指向了各种感觉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金钱、权威、暴力……惟一可能提出反驳的是先锋小说，因为先锋小说创作中，尚蕴涵着某种可喜的想象力。（同上）
即使是获得有限肯定的先锋小说，也因为后者未解决“文学承担什么任务的问题”而遭到批判。事实上，要求文学承担“任务”本身就是个保守主义的言说方式。言说它的人即使怀有恢复“审美想象力”的雄心，也可能很快走到依附意识形态和体制的老路——在社会转型未完成的背景中，后两者才是“任务”的合法下达者。由于将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原罪，上述批评家事实上已经走上了反对“经济自由”的老路，而后者往往牵连出恐惧“政治自由”的立场。也就是说，它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这样的结局：以反思之名反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赖以建立其当代性的经济基础。这无疑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征兆，预示着部分中国文学批评家正在重蹈保守主义的旧辙，而这无疑蕴含着本质性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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