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有一丝发白的迹象。我们前面这一片黑乎乎的地带上，斗杀、伤残、死亡还在继续。
“29号目标，全连10发急速射装填！”我又一次下达了射击口令。各炮装定射击诸元，装定引信，传递、装填炮弹——“放！”又一轮射击开始。我们看见，我们射出的炮弹在29号高地上闪闪发光。各炮刚打了几发炮弹，前方口令改为“15发急速射”；我想前方一定是遇到了强劲的敌人，并确信我们的火炮是第一次向敌人的肉体射击。各炮打了十二三发炮弹的时候，前方突然叫了“停止射击”。两次突如其来的口令变故促使我必须问个明白。我打电话问连长射击效果怎样，连长回答说“不好”。虽然心中有些忐忑，但我还是相信自己的指挥和技术。原来，是前方的步兵营长出了问题。他命令四连占领29号高地。29号高地也没有敌人把守，四连悄无声息的就摸了上去。过了不久，营长却忘了四连在29号高地上，又命令五连去占领。五连向上偷袭的时候，四连以为是抄后路的敌人攻上来，就打。五连向营长报告，29号高地遇到了敌人阻击，请求炮火支援。随即我们接到射击口令。在我们进行射击准备的时候，五连等不及了，由副连长担任队长的突击队便先行发起了强攻。突击队刚和四连接上火，我们的火炮射击也开始了。突击队连滚带爬退了下来，确让四连重机枪打伤七人。占据着29号高地的四连发现炮火从己方打过来，立即报告了营长。营长这才恍然大悟，命令我们立即停止了射击。
一线部队过河以后，舟桥部队开始在红河上架设浮桥。敌人的炮兵、零星分队和单兵不断进行骚扰射击。一个舟桥部队的班长正拼命地指挥架桥，一个战士发现班长身上有血迹，喊了一声：“班长，你负伤了。”班长往腋下一摸，发现满手是血，当即昏了过去。0
西线，B师YYE团YYR团一处攻击地段上，越南设置了紧贴红河水面的暗堡射孔。我突击部队乘竹筏强渡红河受阻，多次攻击都没达到目的，伤亡很大，至天亮已有一名副团长牺牲。战斗非常惨烈。至上午九点钟左右，才有一个小分队从侧翼突破红河。
东线，A师攻击地段上。越军以230高地为支撑点，严重地阻滞了我军进攻。攻击230高地的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团”的连队。攻击前，团长将一把该团抗日战争时期缴获日本军官的战刀交给连长刘志刚说：“你一定要带着我们团的光荣传统冲上230高地！”=
步兵连发起第一次攻击，越军暴露出五个暗堡火力点阻击。攻击分队是不会遇到阻击就撤退的，他们高喊着冲杀的口号强攻猛打，想一举拿下这个高地。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终究打退了我方的进攻。步兵连组织爆破组进行爆破，40火箭筒、肩扛无后坐力炮、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相继攻击，摧毁了这五个火力点，然后发起第二次攻击。狡猾的敌人又是五个火力点暴露出来。再爆破、再攻击。第三次攻击开始，连长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就在冲锋号响起的时候，无数发子弹穿透了连长的身体，他倒下了。三次攻击均未奏效，全连伤亡一半、连长牺牲。我团加强给A师的两个炮兵连距离230高地只有800米。在这个距离上，一般技术的85加农炮班打方砖大小的碉堡射孔能做到百发百中。但是他们不用。真让我们两个连偿到了“看着一片一片地死也不准开炮”的滋味。官兵们骂娘、咬牙切齿。
谁也想不明白，A师怎么会这么信不过我们军炮团的两个连队？其实，他们是出于“边界没有敌人”、H主席又不让进去过深；认为打仗的机会极少，有目标不能让炮兵抢了头功的考虑才这样做的。可见指挥员的思想方法（或者叫思想意识）决定着多少人的性命。
天已大亮。红军团的连队持续不断地攻击230高地，但一直没有拿下。我们两个炮兵连失去了夜幕的掩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已经有越军的子弹向阵地飞来，零星炮弹也在阵地爆炸。A师司令部担心我们两个炮兵连遭到更激烈的炮火袭击，命令他们撤出阵地。
十二门火炮在汽车的牵引下，一辆挨一辆的艰难地后撤。最后一门火炮刚离开炮位二三十米，“红军团”团长急匆匆找到炮阵地上来，他高喊着：“谁让你们撤了，拉回来给我打！你们要把这个230高地给我盖过去、再给我盖过来、再盖过去、再盖过来……”他脸色黄白、怒瞪着眼睛、反复地挥舞着胳膊比画着。看来230高地的敌人使他非常恼火。经请示，师司令部立即批准了团长的请求。河滩上，舟桥、坦克、步兵、后勤部队各选各的路，已经挤满了河滩，撤远的火炮不可能再调头回来。只有撤在最后的八连一门炮原地摘炮、驻锄没挖，副连长张士清、副指导员胡贵堂各按住一个大架、便向着230高地开始射击。步兵用曳光弹指示目标，暗堡一个个被摧毁。一共打了十八发炮弹，步兵们顺利地冲上高地。他们振臂高呼：“炮兵万岁！”团长孩子般高兴地倒地、迅即又站起来对着两个炮兵连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好！好！”
A师另外一地。一辆69式坦克加足了马力，履带哗啦啦响着刚冲上高地的顶峰，“嘭”一声闷响，只见坦克车身冒起一股青烟，中弹不动了；又是一辆坦克冲了上去，又是一声闷响、一股青烟，中弹不动了，我们的坦克原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油滑的越南兵可能已经见好就收了。第三辆坦克开始冲锋，冲到山顶对着可疑方向先发开炮，坦克机枪随即扫射，保住了性命。步兵跟着冲了上去。
整个战线情况的出乎预料，使我军认识到，边界上不是没有敌人，而正是一个最锋利的刀刃。我军纵深处大口径火炮的发射声、前面的爆炸声不断地隆隆作响。我们连对面，越南人放弃了固守的阵地和村子，奔跑着向30号高地上溃逃。我军步兵奔跑着、射击着扫荡他们。我军直接瞄准射击的85高炮、57高炮，也支援了地面战斗。双管儿37高炮、四管儿14.5高射机枪的炮弹、子弹拖着红红的尾巴成排成串地钻进30号高地的草丛、树林里。
我们连的炊事班在山下树林里做好饭，背的背、抬的抬给我们送饭来。他们吃力地爬到离我们阵地不远的地方，我们的一次射击突然开始，背行军锅的战士本来就累得晕头转向，强烈的震响使他一失足滚倒在地——背架离了人、锅离了背架、锅盖离了锅，米饭大块大块地滚了一地。炊事员们很心疼地小心收拣起来送到阵地上，我们的战士还是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
我们连处在高地上，晴朗的天气使我们对越方三公里范围内的景象一览无余。对面红河的岸边本来是一片河水冲刷的泥沙滩，在我再熟悉不过的这片泥沙滩上却出现了一片绿色草地。借助望远镜仔细辨认才知道，原来是步兵过河后，把背囊全部扔在了这里。
上午九点，我们连接到B师命令，准备向前推移我们的阵地。我们几个干部到红河边勘察。红河边上，已经被步兵们踩踏地泛起了泥浆。舟桥部队的车辆、人员，坦克部队，后勤分队都挤在了这一狭小地区。如果我们在这里占领阵地，很难顺利地执行射击任务，只有放弃了。我们站在解放牌汽车上返回时，在一个距离边界几百米、长着小树的土山包后面，有我军一个迫击炮分队正在急速地射击：“嘣——嘣嘣！”那声音没有震撼和刺激，像起开啤酒瓶盖子，悦耳动听。
我们连继续占守在234高地的阵地上。上午十点左右，担架排着队越过红河回到国内。战死或战伤的官兵静静地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他们刚才还像脱缰的野马冲向敌阵，是在与敌人的搏斗中，敌人的子弹、弹片或刺刀穿透了他们的身体。看到我们的人被打成这样，我和我的战士们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沉痛，怒瞪着眼睛，咬紧牙关看着被抬回来的战友，狠不得端起冲锋枪面对面向敌人扫射。
B师还在继续战斗。距我们阵地2000米有一个曼瓜村。早上，我穿插部队YYS团过河不久便攻进了村子，把老百姓圈到村东面一处低洼地带保护起来。继而攻下26、27、28号高地后，把老百姓放回村里。谁知道，这些老百姓都是“全民皆的兵”，刚开始装扮成“良民”，后来就原形毕露，回村便拿起武器打击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争打得是比较文明的，我们连和其它大口径火炮始终没有向这个村子射击过。战斗持续了一个上午。我在望远镜里仔细地观察着战场的情景。近中午时分，曼瓜村里始终有一挺机枪在响。只见我军攻击部队的三四个兵，扛一挺重机枪、携一个支架、拿一个草人，借着一条通向村边的土沟作掩护，向村子接近。他们有时匍匐前进、有时弓着腰跑一节，架好机枪，把草人往沟边的土坡上一插，朝村里打几个点射，村子里便有枪声还击过来。他们一次次重复着这样的动作冲进了村里，来到了响着机枪的人家。发现操持机枪的是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她的子弹已经打完了。战士们拖着她往屋外走时，阁楼上，她七八岁的男孩儿投下来一颗手榴弹，炸死了越南妇女、背上的孩子和我们一个战士。紧随后跟进的我军战士们愤怒地把那个男孩儿连戳带撕分成了两半。
越修穷兵 杀我父兄 钢枪在手 义愤填膺
出刀猛刺 熊崽丧命 刺刀见血 恨方削平
第一阶段的战斗使我军很快认识到，凡是我军能接触到的越南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年龄，都是武装的敌人。
战场上的情况真是乱麻一团，27、28号高地上又出现了敌人，我们的人在高地上扫荡残敌。望远镜里，我看到一个穿白衬衣的越南兵趴在坑里，当我们的步兵走近时，那白衬衫变成了一面“白旗”投降了。
斗杀过的战场上，稻田里的死牛，路上、高地上的死马、死人偶尔可见。有的草房燃烧着，烟尘四起……据说是一个战士手臂中弹后，一气之下掏出火柴，点燃了一处草房，后边烧房的事就多起来。很多战士打仗是带着烟的，身边自然有火。
一条红河为界，我方青山绿水、安详自然；越方狼烟地洞、嘶杀连天。我们团政委到我们阵地上来视察，乐观幽默的他操着河北邢台乡音来了一句：“你们看看，这不是欺负人家这是干什么。”团政委，47年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因为爱说大实话被打成过“右派”——平时开会讲话经常逗的全体大笑。今天这一句，大伙也一笑了之。随同团政委来的政治处干事给我们带来了团里创办的叫《战地黄花》的小报纸，在我们真知灼见的战士们面前却失去了吸引力。
8、逃兔回口
中午，艳阳高照，这时的天气已经很热了。炊事班的战士们在丛林的散烟灶上做好饭，背的背、担的担，送到阵地上??长张基宏的背上烫起了一层水疱。
我用望远镜认真地观察着河对岸的零星战斗。在炊事班长的催促下，我刚端起饭碗，我们连派出跟随打穿插部队的两个无线通信兵背着电台回来了。我们派电台跟随穿插部队的原因，是他们的通讯器材通讯距离近。我们装备的是A211B调频台，开阔地带通讯距离可达二十五公里。当时也不知道部队穿插速度会有多快，他们一定要我们跟随到步兵的通讯器材够上他们的无线电台接力站。无线班长他俩一定很辛苦也很危险，通红的脸、满身的汗，背着四五十斤重的电台一步一晃地爬上山来。
“今天早上咱们的射击效果怎样？”我急切地向无线班长打听情况。
“不知道。”他气喘吁吁地答道。
我又急切地追问：“你们不是和穿插部队在一起吗？怎么不知道咱们打得好不好呢？”
班长无可奈何地看着我，用一口标准的四川话对我说：“哪个知道嘛，咱们一开炮，我们狠不得把头钻到地底下去，哪个还敢抬头看噻。”
我突然明白了很多，深情地看着这位班长，想：“是啊！我有在远处观察炸点的权利和责任，你就没有，因为你们离炸点太近了——你是英雄、或者叫被逼出来的英雄。”
13点，我们接到敌情通报：越军要派歼击机、武装直升机支援地面战斗和实施轰炸。我向阵地全体人员通报了这一消息，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以防不测，我令每个人挖一个单兵掩体，挖猫耳洞是来不及了。这时，才想起我们每门炮后还有一只装在笼子里的鸡。
“吆！咱们的鸡呢？”我问了一声。一个战士回答：“早就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可能是被火炮的气浪吹下了山后。
我们每个人都拿一把锹镐散开在阵地上，寻摩自己挖掩体的地点。不知道敌人的炸弹和炮弹会不会落在自己的身上，一锹下去，可能就决定了轰炸过后自己是死还是活着。正在战士们挖掩体的时候，山下有我军四个女兵向我们的高地上走来。我开始考量她们的来意：“是路过？有很多路可以走；去别的部队？这山上只有我们一个连；上级给我们派来的救护员？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预示着我们阵地遭轰炸的可能性极大了。”这个时候，我是多么不情愿相信她们是为此而来。
不大一会儿，正好能蹲下一个人的单兵掩体散落地布满了整个阵地。我们的战士把四个女兵带到我这里。她们都二十岁左右，三个战士、一个干部，像四个离群的孤雁，茫然而又拘谨，说话的声音都显得特别小。
她们其中的女干部说明她的部队和身份后问我：“你是连长啊？”
“我是副连长。”我回答她。
“你们连长呢？”她们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
我不知道她们要做什么，就告诉她们说：“我们连长在很远的地方。你们要非找连长不可，我可以在地图上告诉你他的具体位置。”我看她们不再言语，马上转个话题：“哦！我们指导员在阵地上，我把他叫过来？”她们会意地对我点了点头。
我把情况用电话报告了在三百多米远1、2炮那边的指导员，他很快就赶过来了。女干部向我们诉说她们的遭遇：“我们跟随穿插部队救护伤员。他们边打边进攻，速度很快。当我们把两个伤员包扎好伤口交给担架队以后，已经没有了枪声，就找不到部队了。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骡马医生是男的，他带着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既然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我们就非常不情愿地向国内方向走。走累了，天气又很热，我们就坐在山脚下休息。刚休息一会儿，从我们身后的山上有敌人打了一枪，正好打在骡马医生的头上。他死了，吓得我们几个就跑开了。然后我们几个人到山上搜索了，没发现敌人，又把骡马医生的尸体交给了民工担架队，就回来了。我们能不能和你们在一起？”
我对她们说：“那不行，我们没有接收你们的权力，你们应该去找你们的上级部队。” 平时，我们这些光棍儿连是多么希望有女兵出现在我们面前，现在，根本就无暇顾及她们。她们几乎是在哀求地说：“怕天黑前找不到了，和你们住一夜明天再去找行吗？”看来娇小单薄的身体在战场上并不实用，再看她们惊恐的眼神和执意要留的样子，我们不能再撵她们走。指导员把她们带到三百多米远的1、2炮那边，安排她们住在了离炮位不远的一间破草房里。天黑前她们再三叮嘱，如果我们夜里转移阵地一定要叫着她们一起走，千万不要把她们扔在这里不管。这种嘱咐显然是多余的，我们既然答应了她们，肯定不会扔下她们不管。
从早上经历了刀刃战以后，步兵继续向纵深穿插，我们确没有开过炮。当我们每次看到敌人的炮火和烟尘在火线上爆炸翻滚时，就确切的知道，那是我们的步兵在遭受敌人炮兵的蹂躏。我们隐约的看到火线上的步兵战友们奔跑、跳跃、倒下。这时，我们的战士会着急，会叫：“我们闲着呢，为什么不还击！”
打穿插的B师YYS团的任务是，开战当天向东南方向穿插二十五公里，与YT军会合，对敌人形成区域性分割包围，防止敌人向战线南面的大山里逃窜。但他们太艰难了，要避开雷区、砍草丛荆棘开路、边打边走。师长训斥他们穿插速度太慢，团长在电话里对师长发火：“你来试试，这是他XX的人走的路吗！”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才进去了九公里。这时，他们遇到了敌人一个加强连和民兵并配有迫击炮营的阻击。随即向我们要了火力。
我们终于等到了还击的命令。“全连射击，N号目标，敌步兵，榴弹瞬发引信全装药，8发5秒装填，预备——放！”我发自胸腔的口令刚一出口，我们三块阵地一声轰鸣，六发炮弹一齐飞向敌阵。全连首发齐射以后，我们5秒一发、5秒一发地放单响。步兵要求的这种炮火支援方式，应该是自己立足未稳。发起攻击前，用零星炮火压制敌人不敢抬头，自己做攻击准备。敌人好象视破了YYS团的企图，向（立足未稳之敌）YYS团发起了反冲击。在我们不紧不慢的射击时，我身旁的阵地通话器里传出了急切的呼叫声：“打得好——快点打——越快越好 ！”我们连长焦急地重复着前方步兵的呼唤。这不是正规的口令，是嚷嚷；但一遍遍地重复、一遍遍地高喊。我突然意识到了该怎样理解连长的意图，当即修正了射击口令：“全连注意——急速射击——放！”这次只知道开始、不知道何时结束的最激烈的射击就此开始，全连火炮像疯了似的拼命地打个不停……我们手里复仇的炮弹以每分钟90多发的速度飞向敌人。不一会儿，我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山顶上的1、2、3炮炮长相继报告，火炮已经跳出炮位无限制地后坐，有的火炮的大架杵进了泥土继续往后退缩。我扭头向西，看了看离我二十多米远的3炮，它已经后坐了一米多的距离，驻锄在地上冲开了两条深沟。火炮移位，会形成射弹大距离偏离目标，还可能会伤及我军。迫不得已，我命令他们：“立即修复阵地，后投入射击。”不到一分钟，山腰的4、5两门火炮也发生类似情况。全连只剩下6炮在打。6炮阵地挖得最深，土坑形成了一个大锅底。炮一放，就后坐到锅沿上，然后又复进回原位，像个扔进铁锅里的钢球，在土坑里随着一声声巨响晃来晃去。6炮的前后运动幅度越来越大，向前复进时如果翻过前面的土坎就要滚下山去。我报告连长，请求停止射击。
连长高声喊叫着命令我：“不许停止射击。你听听步兵在喊什么！”
立刻，步兵无线报话兵的声音被接转过来：“快点打——越快越好——敌人冲下来了！”我还听到了他急促的呼吸声和跑动时电台的震动声。火线上的步兵边打边退，大声地呼唤着我们的炮火：“快点打——越快越好！快点打——越快越好——敌人冲下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6炮的火力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为什么大量的大口径火炮却静观不动？肯定是还没有得到军区的同意。一会儿，我们连山腰两门火炮恢复了射击。我知道前方情况已经相当危急，狠不得三门火炮再加上一倍速度射击。
射击中，我发现6炮整个炮管冒起了青烟。我瞪大了眼睛观察和寻思着6炮的状况：“是炮管出现了裂缝？炮管就有爆炸的危险。”无论如何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明知炮管爆炸也得打，多打一发赚一发。我在6炮右侧只有七八米远的距离，便把电话机向后拉了四五米远继续指挥射击。耳朵震得受不住地疼，我才想起衣服口袋里装在小盒子里的防震耳塞。但没有时间掏它，也没有机会打开盒子，更不可能耐着性子把它塞进耳朵里，我弯腰在地上抓起两块泥塞进了耳朵。抬头间，我看见6炮的炮管侧面出现一排字：“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想：“神了？”——想起来了，那面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革”时期用漆喷上去的套着红边的白字，71年“9.13事件”后用绿漆把它们覆盖了。炮管受高热，漆厚的地方就显现出不同的颜色。炮管的油漆燃烧着，快速地由绿变黄、由黄变黑，射击还在继续……
堆放在炮旁擦拭好的炮弹要打完了。6炮长报告：“副连长，炮弹快打完了！”
得到6班长的报告，我很想叫近在二十多米的3炮过来支援，却看见他们在紧张地修复阵地。我多么期望3炮尽快修好阵地投入射击，让我们的炮火再密集一些，就没有动弹他们。
我回头命令6炮：“1、3、4、5炮手快去搬炮弹！” 我又挥手向我身边的两个无线通信兵喊道：“你们也去！”
四个炮手和两个通信兵像狗撵飞鸭般的跑到炮后一百米外的弹药掩蔽所去搬炮弹。6炮只剩下炮长、瞄准手、2炮手在操作火炮，射击的速度明显减慢，人不够用了。“这门炮一定不能停！”我暗下决心，把通话器音量开到最大，扔下听筒加入了6炮的战斗。我和2炮手他一发我一发地轮流装填炮弹，退出的弹壳他一脚我一脚地踢到炮后。
我装的一发炮弹刚一射出，2炮手抱着炮弹对准了炮膛、前弓步、右手猛推，“咣当”一声，炮闩锁住炮膛。2炮手一怔说：“不好，一发减装药。”本来，我们打的是全装药炮弹，减装药是他在推装时猛然发现的。退弹、换装炮弹要耽搁时间，我脱口而出：“表尺加20、放！”这句紧急情况下根据经验下达的口令，是修正减装药与全装药的射击距离差，射弹不能偏离目标太远、但只能远不能近、因为近处是我们的人。1、3、4、5炮手每人背一箱炮弹急速地跑回炮位放下，转身又去了。刚搬回的炮弹还涂着黄油，火炮气浪把土和草沫吹到上面粘得很牢，用竹片都很难刮下来。带着泥土和草沫的炮弹装填非常困难，我们就用三角木??……
“停止射击！”指挥所下达了口令。我们终于炮火未断坚持到了最后。山下，122榴弹炮营立即狂叫起来，接续了我们连的火力。我步兵要转入进攻。
四分多钟，我们的6炮发射67发炮弹，严重超过标称最高射速，炮身像是火烧过一样黑红。瞄准手刘天成的左耳朵眼里流下了一厘米长的一丝鲜血贴在耳下。我摸摸耳朵，想把塞进的泥土掏出来，却发现两耳空空，泥土早就被震掉了。
火炮跳出阵地，完全是我指挥失误所致。战前，我就应该要求各炮，就是挖开松土两米深也要使火炮接触硬土，最起码也应该像6炮一样。“迁就部队，完不成任务是犯罪”好像可以用在我身上。我捶捶头：“教训，什么叫教训呢！”
炮火射击一停，不知何时又要开始，我马上跑到3炮指挥修复阵地。班长和炮手们都在紧张地修复炮位。刚才给他们的教训太深刻了，他们加深并扩大了驻锄坑，在两个驻锄后面都卡上了一米多长的竹竿或木头。几分钟后，各炮相继报告“阵地修复完毕”、“弹药清理完毕”。这时候，我一直提在喉头的心才放回了肚子里。非常紧张的时刻过去了，我们等待着下一次的射击。
已经两天一夜精力高度集中，激奋、操劳，还没有睡过觉，这时我才感觉到有些疲惫。精神稍一松缓，我却裹着雨衣在地上睡着了。不知道怎么睡下的，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一个通信兵接到上级通报并把我拉醒说有“毒气袭击”。我睁大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身在何处。过去了十几秒钟，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炮？我们的战士？我们的阵地？”七八个民工用手捂着鼻子猫着腰往阵地后方跑。我立即抄起电话通知三百米外的1、2炮和山腰的4、5炮采取防护措施，指挥民工们到弹药掩蔽所隐蔽，用茅草封堵洞口。战士们都有毛巾和水壶，浸湿毛巾，便把嘴、鼻子捂了起来。因为没有看到爆炸和烟雾，我们不能确信有毒气袭击，但是，我们还是把钢盔和防毒面具准备在了手边，因为戴上防毒面具和钢盔的罪过是不好受的。看来敌人的炸弹袭击很快也要来临，每个人都瞄准了自己的单兵掩体，随时准备跳入其中躲避。
过了一会儿，上级传来敌情通报说：“越南国防部向其前线司令官解释，中国军队飞机把握着制空权，我们的飞机根本就不能起飞增援。”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轻松了许多。2月17号这一天，云南方向，我国出动各种战机370架次。
日落西山，我们可能不会再有射击任务。6炮还有一发炮弹在炮膛里。为了防止随时接到“撤出阵地”命令产生遗忘而发生事故，6炮开始退弹。他们用退弹器常规操作无济于事，又用手搬抽筒器费了好大力气，只抽出了药筒，弹丸却被死死地卡在了炮膛里。我们只有重新装回药筒，对着可能有敌人的地方把炮弹打了出去。
9、自有断指
H主席的“不要夜间作战”，使我们少有了夜间射击的机会。天黑以后，我们连安静的、足足的吃了一顿晚饭。整个前线，没有了枪炮的喧嚣和口令的呐喊，恢复了平日的寂静。
“人往高处走”，似乎成了战场军人避免被动挨打的常规动作。不一会儿，前线部队撤回来的四五个战士来到我们这个高地上。他们扛一门迫击炮，背几发炮弹，还扛有一大串香蕉，坐在我们中间。其中的一个清瘦、干练、个头不高的好像是班长。他兴奋地高声吆喝起来：“哎呀！你们的炮太厉害了；你们一打铺天盖地，我们一打好像放屁。这可好，我们跟着跑了一天才打了四发炮弹。把我们放回来了。这仗打的！”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和我们打招呼的方式。
我们的战士答话了，问他们：“这香蕉是干什么的？” “我们扛了十好几里路了。
“我们这边那么多香蕉，扛回来干什么，难道怕回来的路上找不到吃的？”我问他们。
“不，这是越南的，个儿大。给你们割下一半，明天烤烤吃。”他们要我们分享。
“哈哈！我们可不要，明天你们继续扛着走吧，越往后方走啊，这越南香蕉就越贵。”我们的战士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们又兴奋地闲聊了一会儿白天战斗的事情。他们几个把那门迫击炮围在中间，和我们的战士一起混滚在阵地上睡下了。
2月18日，前边的步兵已经看不见了，我们听了一天叮叮咚咚的炮声、战况通报和各部队传来的战斗消息。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在黄昏撤出阵地。步兵不可能再派两个连来支援，只有几个民工会帮助我们下山。我们凝视着这山、这路、这坡、这弯、这炮。下山，会是何等的艰难。路，多数坡陡达30度以上，经过人们两天的踏行和干晒，路面反而硬了许多。1725公斤的火炮，没有制动装置，还得用两根炮绳倒拽着，炮轮垫着三角木，一步一步地、甚至是一寸一寸地往下放，稍有不慎，后果可想。从上山到下山，这些平时都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必须面对、并去实施。
毕竟比上山的速度要快得多，大约晚9点左右，我们终于把六门炮和炮弹安全地搬下了山，离开了给我们刻骨铭心的234高地。黑夜里，我们顺着红河的一条支流龙沙河进了山沟，在路边山脚下的橡胶林里宿营。战士们有的抱枪合衣睡在车厢上，驾驶员们睡在驾驶室里，一部分人在橡胶树上拴上了吊床。我也睡在吊床上，身上盖着那块准备包裹尸体的塑料布。天，下起了大雨，听着雨水唰啦啦洒在塑料布上，山水嘻哩哩从吊床下流过，倦缩在这个小窝里，却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安全和安逸。正在似睡非睡之际，一发火箭炮弹狮吼般呼啸而来，在河对岸峭壁上爆炸，山石砸的河水哗哗作响也无人在意。
第二天，我们要休整一天。太阳刚刚漫过东面远处的高山，我爬上了住处西面的高地，认真地俯视端详着前两天的战场。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可能有某个指挥所，丛林旁有两个战士带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玩儿。孩子个头儿不大，长得很可爱。我的到来，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低着头继续着他无聊的游耍。我问两个战士为什么带一个孩子在这里。他们说，孩子是个越南人，一家五口在我军的炮火袭击中被打死，只剩下他一个。但孩子很听话，带我军部队找到了当地三个山洞，为我们的战斗胜利立了功。
我看着孩子，想象着他死去的家人，疑惑地问两个战士：“这孩子不恨咱们吗？” 一个战士很轻松地回答说：“不恨，他还小，不太懂事。”
战士们很喜欢他，冷了给他披上绒衣，想家了就给他压缩饼干和肉罐头吃。孩子和两个战士之间，看上去很熟悉，感觉上又很生疏。无奈的孩子学会了讨好“敌人”，他不时地扑捉地上的小虫子，有时候嬉笑着拿在手上给两个战士看。我实在想象不出，这孩子长大了会是怎样。
第二天上午，我们连来到“中越友谊大桥”边的我方一侧。
我国河口县城与越南老街，看上去像一个城市，但隔河相望，大桥相连。2月17日，在战争开始的第一时间，越南军队对大桥实施了爆破。属于越南的一根桥墩和大桥挎在他们岸边的桥基已被炸塌，两节桥梁向越方河岸底部倾斜，原认为装满炸药的两节小火车皮顺着铁轨滑落下去，顶在越南岸边被炸翻的松土上。南溪河、红河水还在悄无声息地流淌着，只有炸碎的桥墩散堆在南溪河水里，激起了一片愤怒的浪花。南溪河边的芭蕉、香蕉、木瓜树稀烂地躺在地上。越南老街，房子烟熏火燎、弹孔满墙、残墙断壁。有的大树拦腰折断，树头倒吊着。整个街区看不到一个人影。我们多想走过这百步之路到老街转转，更仔细看看这战后的街区，终因怕挨黑枪，我们没有迈出最后一步。
离被炸塌的大桥不远处，我军架起了一座水上浮桥。桥这边的岔道口，运送伤员的军用运输车往返不停，每辆车都用伪装网包裹着。驾驶室上面是伪装棚，在伪装棚的右前角，都悬吊着一条白色绷带，绷带中间一节像是蘸了红红的鲜血，这就是战场救护车的标志。车上有的伤员头上缠着绷带、有的挎着胳膊，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被卫生兵抱在怀里。也有负伤的女卫生兵的脸肿得像个大冬瓜，但还是不得不细心地照料着身边伤势更重的男伤员。
无奈的等待是难熬的，我们转身进了街东面一个大门口。这里好像是一个学校，临时改成了野战医院。一排低矮的平房坐南朝北，每个门前都或戳或平放着戴有大片血迹的担架。屋里，用竹竿铺成的大通铺上躺着或坐着伤处不同的伤员。他们都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身子，小心地避护着扎有绷带的伤口。有男有女的医生和护士们愁眉苦脸地来回巡视，有的伤员还向他们怒吼或发牢骚。多数伤员则沉默无语，谁也不曾讲述自己的战例和伤残原因。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庆幸自己还活着，而是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杀死敌人、而使自己瞬间变成了不完整的人。看来这些都是轻伤员，重伤员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我们离开医院回到街上，一辆卡车从医院西区的山路上开下来，停在路边。我扒上车尾一看，车厢底横躺着一排用黑塑料布包裹的尸体，有的已经碎断成几块，包成了一个圆形的包袱。
军人、民工围着我们烧糊的火炮指点着、议论着。进攻部队毕竟已经打进去很深了，他们以为我们是从最前线撤回来的，一定遇到了激烈而残酷的战斗，问我们的炮为什么会烧成这样等等。一个穿新军装的战士和我们交谈。他说他是YSJ师某连的战士，78年入伍的陕西兵。我们知道他是个伤兵，因为一旦受伤，无论轻重、军装是否损坏都要换新。我们副教导员问他是怎么受的伤。他伤得很轻、很乐观，在我们面前又有些腼腆地告诉说：“2月17号我们上得火车，下了火车上汽车，下了汽车徒步行军。夜，很深了，周围的山头死得没气儿。走着走着，连长下令宿营。我们问，‘没有营房怎么宿营啊？’连长告诉我们说已经进了越南了，还找什么营房？我们顿时感觉非常惊讶。谁也没再说什么，全连就坐在背包上拄着枪睡了。时间不长，很多炮弹就在我们人群中间炸开了。我们惊马似的四下里跑开，有的跟着连长跑到了高地上，有的跟着副连长顺着山沟沟跑，有的摔到了小河沟里。过了好长时间，觉得没事了，我们才又聚到一块儿，死了两三个、伤了十几个。我是一块弹片打在大腿内侧。”他弯腰抚摩了一下伤处：“没什么大事。”
我们副教导员接过话茬说：“哎呀，你们步兵不懂炮。有炮弹打过来吗——你们就爬下好了，不能乱跑。”
小兵这才不腼腆了，立楞着眼反驳道：“你算了吧，我们副班长都钻到猫耳洞里去了还把腰给炸断了呢！”逗得大伙一阵哄笑。
在这种环境中，围着我们的人精神都很振奋，谁都想诉说自己的经历。一个四十来岁身材粗壮的民工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参加战斗。我们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一开始编在一个部队当担架队长，这几天抬回咱们不少伤员。昨天，有十六个越南伤兵叫我们抬回来。一开始我说，把他们埋了算了。首长不答应，我们只有抬回来。抬越南兵和抬咱们的人不一样，我们又气又累。到了红河的浮桥上我喊了一声，‘扔，都扔！’我们就把十几个俘虏扔进河里了。”担架队长怒瞪着眼睛，咬牙切齿的声音好像从腮部震了出来。“那么远都抬回来了，过了河就到了吗。”我们的战士提醒他。
担架队长满脸愁容又戴些怒气地说：“边界上没有放俘虏的地方，还要抬十几里路才有呢。后来，部队首长知道了，他让我走，不要我了。不要就算了，我哪里都能找到活干——他们的两个兵押送六个俘虏，半路上一个说谎去拉屎，另一个谎说俘虏逃跑，把六个好俘虏都打死了，都不处理！”民工还有些愤愤不平。
我们在桥边呆了半天多时间，听了很多步兵战斗的故事。
10、后方有贼
中午，上级给我们划定了阵地选择区域，阵地区域有四分之一在我们国土上，有四分之三在越南国土上。我们反复斟酌：“还是不过界的好。”天黑前，才在我国的四连山上占领阵地。四连山紧靠河口县城的东南侧，面临越南老街，是四个海拔二百米左右的高地连在一起。我们就在第三个山顶上。山顶上是一块平地，只能占五门炮的地方，6炮就安在了高地与四连山主峰连接的鞍部。射击时，1到5炮可以直接喊口令指挥，6炮就铺过去一条电话线。牵引车和炊事班就安置在阵地右后方四百多米处的凹地里。
战争已经打响几天，前头部队已经推进去很远。越南特工人员的“敌后行动”很猖獗。敌情通报告诉我们：有四五个越南特工人员，穿我方军装，驾一辆我军吉普车，在我后方实施侦察和破坏。尤其在我方纵深处，有的炮阵地被他们捣毁了。这伙敌人相当猖獗，肆无忌惮。夜间，有的越南特务得到我方口令，杀死我哨兵；然后假扮我哨兵站在哨位上，一个个杀死来换岗的人，曾有一个哨位，一夜七个哨兵被杀。一天傍晚，我们连的文书和卫生员奉命到汽车隐蔽位置搬炮弹引信到阵地上来。他俩扛着装有四十八个引信的箱子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天黑下来。过了一个小桥，他俩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从山间的小路上疾步走过来三个老百姓模样的人，向他们打听：“往县城方向怎么走？”文书指给他们路线，那三人消失在夜幕中。五分钟后，我军一个小分队也疾步赶到这里，向他们打听：“看到三个人经过这里没有？”文书向他们述说了经过。小分队的人说：“那是越南特工，你们马上离开这里！”跟着追了下去。这些情况，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们阵地周围，有很多树林竹林和茅草，暗处的敌人很容易接近我们。在这晴天少阴雨天多的夜里，无论是战士换岗还是干部查岗，我们都要先对上口令，再说上几句话，确认是自己人后才敢靠近前去。军人、尤其是战场上的军人，必须学会并习惯和黑夜打交道。一个人处在夜幕中，不能只看灰白色的天空，必须在最早的时间内发现或察觉隐藏在最黑暗最隐蔽处的敌人。
这天夜里一点多钟，我起身查岗，提上一支冲锋枪向百米外的炮位摸去。在离火炮十来米远的时候，只有蹲在地上，才能借着天光看见穿着雨衣站在炮位上的哨兵。经查，1至5炮岗哨正常。我又向安置在低洼处的6炮摸去，摒弱呼吸、轻迈着脚步，以便隐蔽自己、发现潜伏的敌人。当我接近6炮的时候，怎么也看不见有站着的人影，叫口令也无人回答。“哨兵被杀、还是脱岗？”我狐疑着，端着冲锋枪，审视了周围每一棵树干和每一片草丛，警觉地走近炮位，发现几个人都躺在地上。我极以为是越南特工已经得手，凶手已经逃离或假死还躺在我们的战士中间。我用冲锋枪对着其中的一个人用脚一兜，一个战士站起来。
“你们班长呢？”我压低着嗓音厉声问他。
猛然醒来的战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声回答：“我也不知道。”
我又翻了一个，正是班长王贵发。“你们不想要命了，要是有特工来了，还能有一个活着的吗？看你们的人够不够，是谁的岗，把他叫起来！”我狠狠地训斥他。漆黑的夜，炮位上还有炮弹箱、炮衣，战士们又都是裹着雨衣睡，人、物不好分清。班长弯着腰清点了一下说：“人够了——我也不知道该谁了，我先站吧。”6炮这才又恢复了岗哨。
战士们太累了，无论哪个岗位的人，精神只要稍一松弛就会睡过去。我们营阵地指挥所就设在我们连阵地旁边。夜里，一个有线电话兵坐在掩蔽指挥所的泥浆上守着电话机睡着了，电话机足足响了半分钟硬没听见，直到远处的人把他叫醒。幸好没有紧急情况，电话兵受到了严厉批评而没有受处分。
在这个阵地已经三天了，射击、休息、射击、休息，谁也没洗过一把脸。官兵们成了一个个抹了鬼脸的“泥猴”。阵地南坡十几米，蹚过一片菠萝地就是从高山上引下来的一股水流。可是，我们白天谁也不敢离开岗位，夜间谁也不敢擅自行动。射击任务频繁的时候，民工扛着纸箱送烟到炮位后方，战士们会轮换着跑过去。每个人都是掏出一把碎钱塞到民工手里说：“师傅，最好的、来几包。”有多少钱、够买几包、找回多少钱，全是师傅的事。
我军占领的越南土地上，经常有他们的武装力量活动。越南老太太在路边假是殷勤地给我们后续部队送水送甘蔗毒死过战士。战前，越南人针对我们修筑了许多山洞，我军攻过之后，洞里的敌人借着草深林密潜伏下来袭击我们。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为转移射向紧张地构筑阵地。像一声长长的口哨，敌人的一发炮弹向我们阵地飞来，在我们阵地后面不足一百米爆炸。我们第一次摊上了挨打的份儿。全连官兵立即卧倒。这使我们非常气恼，如果发现敌人一点点踪影，我们的六门火炮就会立即还击过去，打烂他XXXX的。爆炸过后，我们马上爬起来构筑阵地——约十几秒钟又来了一发——我们再次卧倒。该死的敌人看来是盯上我们了，向我们阵地接连不断地打了二十多发炮弹，害得我们也卧倒了二十多次。最近的炸点离我们不足三十米，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碎石和灰土砸落在我们身上。“王八蛋，瞎眼的越南兵！”我不自觉地骂出声来。我们的汽车司机们在车上打扑克，知道遭炮弹袭击就往猫耳洞里跑，只是一些土块打在他们身上，没人受伤。阵地构筑好后，我们连续地进行了几轮射击。天，慢慢地黑下来，越南地区的景色已经看不清楚。这时，我要到6炮去看看。刚下山坡两步，几乎在听到呼啸的同时，一发炮弹在我右边二十米平地和山坡的棱线下爆炸。我本能地跳了起来，听见弹片在身边飞过。“喀嚓”一声，只见我正前方的橡胶树被弹片削下来一枝大杈。我真是幸运极了。在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问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趴下而是跳了起来？”也渐渐地明白了平常演习时，卧倒、匍匐前进这些看似无聊的动作是多么的重要。没有刻苦的训练，就没有正确应对突发事件的机能。
看来，敌人这种炮弹的袭击，打人是次要的。他们更重要的目的是，总想用几发炮弹击中我们的弹药而引起爆炸。在界河那边离我们四公里处，我军要在一个村庄附近建立弹药转运站。我们的部队在勘察这个村子时只发现了一个孕妇，认为她肚子大了逃跑不方便才留在村子里，就没有警惕。两天后，我军在这里囤积了二三百车的弹药，越军打了两发火箭炮弹就引爆了。这是他们在抗美战争中惯用的手法——游击队员背上火箭炮弹，接近目标后，他们在地上用土堆一个弹床当发射架，拉上导线，用八节一号电池一串接，炮弹就发射了，用以偷袭美军的飞机场、弹药库等。
爆炸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我们看着不断爆炸的火光和升起一二百米高的烟尘，心痛极了。我们咬牙切齿，既恨越南兵的狡诈、又恨我们警戒部队的疏忽。爆炸平息后，我军人员去清理现场，一个藏在猫耳洞里活过来的我军士兵听到外面有脚步声，高举着双手挪出洞口。而那个大肚子妇女，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1、柑塘烈火
2月22日。一天中，我们连对22号目标进行了十几次射击。运输J团的汽车给我们送炮弹，把通往6炮的电话线轧断了几次，没有再接。因为都是计划内目标，射击时就让通讯员跑过去给6炮传递口令。23日，我们在对一个目标实施大规模炮击后转入追踪射击。“23号目标，向右0——10，4发急速射，放！”“向右0——10，放！”……我们连续执行了三次这样的口令才停下来。前进观察所报告：“23号目标出现了一群怪弹。”我们立即检查火炮是否有错。当查到6炮时，指导员发现6炮炮口确实偏低。再查口令记录，炮长执行的是22号目标。核对了一会儿，炮长表示不知道怎么搞的。指导员严厉地批评他：“你拿不准就应该再问一问，??说：“指导员，不对。班长接到口令，不敢有任何含糊，也不敢有丝毫怠慢，只有立即执行。肯定另有原因。”因为，我在炮阵地八年，无论是空炮训练还是实弹射击，根本就没听说过炮长因听错口令或马虎而执行错了目标。经过再查，通讯员承认了这样的事实：昨天22号目标打得太多，以至于传口令时说顺了口，跑过来就传了22号目标。连里给了通讯员行政警告处分。当然，既然没打着自己人，万幸！
在其他部队，自伤的事故是惨重的。一个130火箭炮营在向敌人射击时，射击方向的一个高地影响射弹飞过。但是，他们只计算了射弹散布中心可以通过遮蔽顶，却忽略了半个射弹散布面，结果给自己的师指挥所予以重创。另有，我军一个步兵排占据着一个高地。山下，我军一个坦克连把他们当成敌人攻击。步兵排摇旗呐喊示意，坦克连就是不辩敌友，攻击不断。排长气急之下派两组40火箭筒手下山，击毁了坦克连的两辆坦克。还有一次，一个炮兵营在阵地上，发现一个连的坦克开过来，正准备射击，认出是自己人。坦克连过来后，炮兵营长对连长说：“好险哪，差一点没向你们开炮。”坦克连长哈哈一笑说：“那不怕，只要你们开炮、我们就开炮。”
2月24日拂晓，天还很黑，轰鸣的炮声把我们在沉睡中惊醒。向北看去，后方的炮火映红了天，炮弹在我们头顶呼呼地飞过。分辨不出大炮、小炮、高炮、地炮；分辨不出发射声、爆炸声，只觉得像地上的激风声、天空的滚雷声交织在一起。在我们前方的很远处，炮弹爆炸时密集的火光，使一个长条山呈现为红色。我们连的干部和机警的战士们已经跑回炮位。“全连射击！”连长口令刚起，还没来得及动弹的坐在地上、躺在吊床上的战士们也急速地各就各位。随着连长一声“放！”的口令，我们连也闪电炸雷般地加入了射击的行列。这是我军向越军345师发起的总攻，也是一次最激烈的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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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高举、拳紧攥，见敌猖狂红了眼，钢铁红心颗颗飞，穷兵黩武命玩完；
空中哮、送炮弹，敌高地、火光闪，越军无粮吃弹片，无限舒服地上翻。
345师把守着柑塘。柑塘磷矿的矿产出口收入占越南出口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摧毁敌人的经济目标，也是达成战略目的的重要任务。第二天，就有250辆崭新的罗马尼亚援助越南的汽车被我们的部队拖回国。这种汽车，在我们国家各地的公路上也经常看到，越南人还没来得及给汽车电瓶充上电就被我军缴获了。该死的越南政府，我们终于可以在你这被我国眷养多年的白眼儿狼嘴里掏回一些食物了。一眼看不到边的蓝白色相间的汽车组成的车队源源不断地回流，我们无不欢欣鼓舞。我军攻下柑塘后，为了维护“一切缴获要归公”的纪律，我军派两个士兵站守一个商店门口。来了四个女兵要进去看看，哨兵出于女兵的面子让她们进去了。后来发现，店内柜台里的手表一块都没有了。我团二营拉了一汽车布说擦炮，返回时被副军长碰见，命令扔在了路旁水沟里。
过界的部队越来越多，后方补给线越加繁忙。红河道里的水雷排除干净。“中越友谊大桥”在敌人的炮火偷袭中抢修完毕。射击间隙，我们可以两三个人一组，轮换着到桥边或过界看一看。小火车，军用、民用汽车开了过去往回拉东西。有的前线部队开始撤回，战士们坐在车上，有的手里拿着插花、有的拿着尼龙蚊帐向我们挥舞。那个年代，这两样东西在我国的百姓家里是很少见的。从而让我们认识了越南人茅草房里生活的“现代化”。两个步兵战士骑一辆自行车回来了。他俩一会儿推车上坡，一会儿骑着往坡下滑，笑着、对我们挥手高喊着：“这是越南的！”我们观赏着自行车，又随他俩顺山沟来到了一个部队物资存放点。炮兵射击留下的空炮弹壳堆成了小山；战利品堆里，自行车、马车、邮局称包裹的秤和一些说不出名字的破旧机器等等应有尽有，这些可能是做垃圾处理的。
12、旷野奇闻
在前线撤回的人嘴里，我们了解了许多事情。越南人打仗时兴家庭包山头。政府命令他们必须死守，撤退就要被杀头。所以，他们就一家老小一起上，孩子压子弹、大人打。每个山头上都有步枪、12.7高射机枪和火箭筒，飞机、坦克、步兵都能对付。有时候，我军攻山头，先是一阵炮轰，步兵冲上去一看，只有丈夫、妻子和孩子的尸体。
越南的游击战确实打得很油，他们经常三五个人一群或单兵埋伏起来偷袭我军。当我们向他们射击时，他们光着脚、连蹦带蹿地逃进树林。
在一天凌晨的战斗中，他们俘虏了我们一个卫生员。我们部队发起攻击时，那个卫生员高喊，“不要打，是自己人。”我们的部队中计了，放心地向高地上走去，当与敌人接近时，遭到猛烈的火力袭击。之后，我军对高地进行了炮火覆盖。步兵攻上去以后，发现了卫生员的尸体。
还有的时候，我军对敌人高地发起进攻时，越南女兵们光着身子、拿着鲜花、欢呼着向我们的部队冲下来，妄想瓦解我军的斗志。这一着，在我军战士面前显得太幼稚了，我们的枪炮照样向她们无情地射击。让她们一个个带着肆虐的奸诈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军承认，战斗中越军最成功的做法就是隐藏尸体。多数时候，我们的步兵只能看见敌人转移尸体把堑壕拖出的新沟和成片的血迹，却很少见到死尸。在一天夜里，我军一个步兵连占据着一个高地。站岗的士兵走近茅草地边小便，一双手抓住了他的腿。他顺势向下开枪射击，打死了抓腿的敌人。步兵连在搜索中发现，是我们的哨兵无意中站在了一个洞穴边。后来，在洞穴里清出了六十多具越军尸体。这是敌人撤退时没来得及炸毁洞口。
随着我军先头部队的推进和后续部队的充实，我们这里安全了许多，紧张的气氛松缓下来。射击间隙，我们可以打扑克，有的人打开收音机，可以收听许多国家的电台广播。
苏联2月19日就发表声明谴责我国，要求我们撤回军队。
日本的电台广播说：无论中国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毕竟几十万军队踏上了越南国土。
英国的电台评论说：战争中，中国军队采取了惯用的蚂蚁战术……越方声称，开战第一天，击毁中国坦克48辆。根据越共历来喜欢吹牛的习性，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
新加坡电台说：战争中，中国使用了最先进的坦克，坦克炮上方那个黑乎乎的东西非常神秘……中国军队的战争达成了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越南已从柬埔寨撤回三个师的兵力抵抗中国军队的进攻。大大地减轻了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压力。
我国政府的第一号战报说：2月17日7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发起“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越南军队点燃了停放在“中越友谊大桥”上两节车皮的炸药，炸毁了“中越友谊大桥”。
以上种种消息表明，发稿人有意无意不得而知，听消息的人对战场真实情况却知之甚少。
我们连编入炮兵群执行任务，连队的所有干部早已经都回到了炮阵地上。连长担任阵地指挥，我们其他几个干部实行了干部包炮。我分包在1炮。一天下午，射击口令又一次叫响：“全连射击，101号目标，支撑点，榴弹瞬发引信全装药，标尺503、基准射向向左1——21，集火射向，24发急速射，放！”随着令停旗落，全连火炮愤劲响起……
全装药炮弹，射击距离最远，后坐力也最大。1炮打到十几发炮弹的时候，我发现驻锄坑裂开了大口，火炮前后运动量增大。这样，火炮对驻锄坑的撞击力就会加大。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遏制，1炮很可能因后坐严重被迫中途停止射击。我当即告诉瞄准手：“听我指挥，让你放再放。”每打一发，我就拿板斧把垫在炮轮前的两个三角木往后砸两下，跑回来再令瞄准手“放”。几个回合，强烈地震撼和急切的心理使瞄准手忘记了听从指挥，我砸完三角木刚转身向炮后跑，第一步还没有落地，瞄准手把炮打响了。我一个趔趄，只觉得一股喷焰从后脑卷到前脸，好像大脑随着火炮的巨响爆炸了。借着惯性凭着印象跑回炮后，我的眼却睁不开了，担心出了严重问题，顺即用手去摸。火药的残渣、烧焦的眉毛、睫毛、胡子的灰渣脱落下来。眼，睁开了，原来是眼睫毛烧在了一起，再摸后脑，揭下来一块头发烧成的焦瓦。营教导员和一个战士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教导员担心地问我：“怎么样，没事吧？”我说：“没事。”等我醒过神来，才发现帽子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找到了帽子，帽徽却始终没有找到。火炮还在急速地射击着。瞄准手太嫩，2炮手装完炮弹刚一回身，他又按下击发器，炮身随着一声巨响猛烈后缩，炮尾蹲了2炮手的屁股。2炮手惊叫一声：“日XXXX吆！”右腿一软，差点儿没跪在地上。要是再早一点发射，2炮手就会骨折。火炮发射时的振颤越来越大。又打了几发炮弹，瞄准手自己眼睛还没离开瞄准镜，就下意识地按下了击发杠杆，以至于碰得眼框流下了鲜血。
24发炮弹发射完了，卫生员给瞄准手包扎眼上的伤口。大伙笑了，指点着责怪他：“孙贵林哪孙贵林，你说你伤了多少人。”他也会意地和大伙憨笑着。
在以后的日子里，先头部队渐渐远去，我们后面的大口径火炮也陆续越过边界向越南腹地开去。我们营则作为军反坦克预备队囤积起来，战斗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们有幸享受战利品了。早年法国人在越南建的养鸭场的几千只鸭子被我军缴获。我们连分到了几十只。外国进口到越南的刮胡子刀片和铝制的小梳子也分发给了每个官兵。我们吃着鸭肉、拿着打扮自己的新奇的小玩意，得意而又欣慰。过界的部队更是幸运，他们的炊事员可以在随处可见的死牛、死马身上挖一块肉下来做菜吃。
13、体察俘虏
在边界上，我们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连向后方转移。转移中发现，在这丛山密林的纵深地带，几乎所有能作为炮阵地的地方都占领过火炮。此次参战的炮兵之多难以想象。在一间土房子的旁边，一门122榴弹炮深深地藏在火炮掩体里，上面盖着一大片伪装网，炮手们规矩地蹲在炮旁。战场上，见不到敌人的军人是最恐惧的。我们连的战士半讥半笑地对他们说：“藏得真严实啊！”他们抬头看着我们，像是面对前线撤回的英雄，却无言反讥。我们没走出多远，又看见在一个不大的山丘南坡，用推土机推开了一条深约三四米、宽约十几米的沟地，里面摆放了一个十二门130加农炮的炮兵营。正面看去，炮身全部隐藏在??里的士兵头。这个营在一次“24发急速射”的射击中，火炮的冲击波和声浪在沟地里来回撞击。每门炮打了十几发炮弹，就有六个瞄准手和部分炮手被震的昏死过去。炮兵营被迫中止射击。经过两个多小时婉转颠簸，我们撤到了离边界八公里的蚂蝗堡以西两公里处驻扎待命。这里是群山环抱的一块开阔地带，曾经是一个高炮阵地，方圆二百米的范围内，遍布着构筑阵地翻起的黄土。南边山脚下河弯处的一块平地上，我军建有一个俘虏集中营，几十顶帐篷支成一片，周围插了一圈写有“军事禁区”的牌子。圈子里面，有二百多个像老百姓般的俘虏，长者七十将近、少者十岁有余；有农夫、也有大队党支部书记；有四十多岁的家庭妇女、也有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冲锋队员。傍晚时分，俘虏们都在帐篷外纳凉。老人们大多孤坐着若有所思；孩子们则在帐篷间无聊地游荡；年轻人们则三五个坐在一起说话。在禁区东北角，有四个穿军装的俘虏在一起说话特别引我们注意，我走过去观察他们。在他们身上，有苏联的皮鞋、中国的腰带、朝鲜的军装等，色彩和大小显得极不协调。一会儿，在一顶帐篷的门前围了我们很多看热闹的人，我也走过去看个究竟。帐篷里刚送来的越南三个女青年冲锋队员在吃饭。我在门前出现，她们笑着看我。其中的一个拍拍地上的铺板对我说了一句话，好像是让我进去坐的意思。看她们春风得意的样子，我扭头躲开了，板着脸回头骂了一句：“脸皮真厚，当了俘虏还笑。”不一会儿，又一个俘虏被押回来。他四十岁左右，身材较阔，白净的脸偏胖，走路却有些老态，手上提着的网兜里有七八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他情绪沮丧, 低着头，不时地撩起松软的眼皮窥视周围的人们。被抓时他正在犁田，是一个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禁区北面一百多米是一条进出这个山沟的土路，土路紧挨一条小河，一架小桥北面的几间房子是俘虏管理处。我们在桥边走过的时候，经常听到审问俘虏的吆喝声，有时候俘虏被打得鬼哭狼嚎。如果他们拒不交代道也活该，如果真的不知道情况那就可怜了。
一天下午，有两个民工抬着一个东西从俘虏管理处那边向我们连队这边走来。走近了我们看见，长长的棍子中间一段，用五条绷带绑了一具死尸。死尸包裹着一床被套和吊床，露着光脚和头，长长的头发，睁着一只眼，狰狞地看着天空，对我们不肖一顾。死尸和我们一样的年纪，腰间渗出一大片红黄色的血迹。高炮掩体的炮手隐蔽所，正像一个埋死人的坑。民工把棍子架在坑的两头，尸体正好悬空在坑的上面。他们用锄头剁断捆着头和脚的带子，只剩中间一根时，尸体的腰椎嘎嘎直响，像一头死猪吊在肉杠上颤颤悠悠地晃动着。最后一锄，尸体落入坑中。我们怕尸体发臭就帮他们埋了很厚的土。民工把一块带来的木牌子往土堆上一插走了。墓牌上写着：“越军345师xx团xxx”。
他是一个侦察排长，五天前，潜入我国执行侦察任务。一个夜里，他想摸掉我方一个站在汽车旁的哨兵。他突然从车尾转过去抓杀我们的哨兵。刹那间，哨兵察觉动静猛一回身、后退两步向他开枪——子弹从他腰部穿过。
14、国令撤军
3月5日，我国政府宣布撤军。根据上级命令，在撤退过程中，要大规模实施经济破坏，长度三公尺以上的桥梁全部炸毁，“要让他十五年不能恢复到战前的状况。”于是，工兵就派上了用场。他们先炸毁工厂的机器，然后炸毁厂房。山洞、工事、桥梁、工厂、商店、党政办公机构几乎全部被破坏。监狱的犯人被释放、档案被烧毁。我军边打边撤边破坏。在这期间，有不少工兵、有线电话兵被敌人俘虏或杀伤。我军有一个有线电话兵在巡线的途中，走着走着，发现一个猫耳洞里伸出一支枪来。他过去抓住枪管儿往外拉，洞里洞外为这支枪争夺起来。相持中，躲在猫耳洞里的越南兵扔出一颗手榴弹，把我们的战士炸死了。我军还有一个分队，遭到敌人炮袭时，人们都往猫耳洞里藏。当一个男军官奔向一个猫耳洞时，发现里面已经有两个女战士，就没好意思往里挤，背向女战士，头却露在了洞外，结果，被敌人的炮弹皮把头给打掉了。议论中，我们为他们的无谓牺牲而感到惋惜。
在我军后撤的过程中，敌人加紧了对我方部队的袭击活动。他们以小股分散兵力的游击战术，与隐藏在我军后方的敌人勾结配合，对我后撤部队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鉴于这种情况，我连奉命重新开回边界，一是以必要的火力掩护我步兵撤退，二是一旦敌坦克对我步兵实施攻击时，85加农炮有一个快速反应。因为85加农炮是当时我军装备的最主要的反坦克炮种。
又是离边界一二百米的距离，我们在一条东南至西北走向的狭长梯田上占领了阵地。射击方向有高压电线通过，有可能影响我们，必须找当地电力部门妥善解决。因为在过去的事件中有过教训。有一次，七连占领阵地后，有橡胶树影响着射界。炮长向副连长请示如何解决，他当即表态：“我宣布，砍三棵橡胶树！”这一轻率之举，副连长挨了一个行政警告处分。当地的橡胶工人介绍说，橡胶树种籽是早年从菲律宾引进的，经过多年培育成林，每棵成树的价格在七百五十元左右。在当时，砍伐三棵橡胶树损失是相当大的。
反正战事不多，吃过午饭，我和指导员去找家离我们阵地不远的河口县电业局长兼发电厂厂长。局长是山东人，很爽快，来河口二十多年还是操着家乡话。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他说：“我是双衔官，凡是河口电的事我都管。你们说，叫断线断线、要拔杆拔杆。”下来，他又向我们说了很多自己得意的事：“儿子也当兵在部队，还是个战士，这次打仗没上来，我还真有点遗憾。女儿在红河州文工团工作，是个舞蹈演员，还没结婚。”说着，拿出几张照片让我们看：“年轻人吗，就应该朝气蓬勃的。”他开心地笑着。
我们满意地离开了局长的家。第二天，我连射击方向的电线全部剪断。在我们日后的射击中，当我每一次叫响射击口令时，都会想起那排电线、那位好局长。
过界回来的部队越来越多，就是在夜里也是车声轰轰不断。回撤时，我相信所有的部队都会因经历了极其紧张的时期而松弛下来。有的战士从颠簸的汽车上摔下来而牺牲，有的车炮翻到了河里。在一个部队的庆功宴上，干部们频频举杯庆贺胜利的时候，一个战士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们，产生了极度的逆反心理，开枪射杀了首长。 战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云南方向，我军向越南国土纵深推进96华里；广西方向，我军攻克了越南的谅山重镇。在这场持续了一个月的战争中，我方消耗了相当于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的炮弹。有人推算，就打死敌人的数量，用炮弹摊就是50发1个。我国宣称：歼敌10万。我方伤亡，只能通过后面涉及到的两组数字猜算。
所有的部队都撤回国内后方，又把我们营孤伶伶留在边界上。我们连又处在了中越边界的最前沿。
15、生死双门
3月19日，我们最后一次撤出战斗阵地。等我们回撤的时候，一路上搭起的凯旋门已是花落门塌，没有了欢送的人群，没有了热闹的锣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松枝和纸花搭起的一道道凯旋门和地上摔碎的鸡蛋皮想象，沿途群众是怎样欢迎我们先撤回的部队。我们的战士却没赶上那一荣耀时刻。
我们的车队说不清是轻松，也说不清是沉重，盘旋在回家的山路上。在马关附近，半山腰一处“U”形公路段的转弯处，我们向山下望去，有三个圆形高地坐落成三角形。每个高地，用推土机推成的环形梯田状台阶包满山头，那上面埋满了烈士的忠骨。每位烈士都头向中心脚向外地躺在长形红土坟里，一圈又一圈、一层又一层，像三个巨大的花环，永久地、一动不动地仰望着蓝天。这花环后面的烈士们将永远地离开连队，永远地离开家庭，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他们将永远地活在战友、父母和亲人的脑海里。我们在安尸的战友们这里了解得知：在牺牲的战友们中，一个副班长的抚恤金是四百二十元。我们YS军牺牲人数较少，每人可以有一个小木棺，其他部队就做不到这些了。我们在墓地默默地祈祷着：“ 战友们，安息吧，你们已经付出了一生全部的精力、智慧和能量。我想象着你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战场进发的情景，却不能和我们同路凯旋。我们将离你们远去，可你们不会孤单；这里的人们将永远地看着你们，将永远地记着你们是多么的年轻、多么的朝气蓬勃、又是多么壮烈地倒下。”这样的躯体YS军有600多个、加强YS军的YSJ师有1200多个。这其中，说不定会有和我交谈过的战士；也肯定会有很多在黑天雨夜帮我们拉炮、搬炮弹上山的战友；还有那位副师长的警卫员……^
仰望飞云红艳艳，遍地弹坑尽尘烟；忠烈为国歼越寇，足踏疾风凯歌还。
越国土、起火焰，流氓中弹去西天；誓为四化与敌尽，忠骨不朽地长眠。
我们撤回了一百多公里，才遇到了收甘蔗的群众把我们的车拦住。他们狠劲儿地往我们的车上扔甘蔗。甘蔗铺了厚厚的半车厢，我们边走边吃，算是体会到了战后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深情厚意。但是，谁也不能把这甘蔗和永远再也吃不上甘蔗的人联系起来提起，不然，这甘蔗就再也没办法吃下去了。
我们又回到了离边界一百多公里的草坝。官兵们都收到了积压很长时间的家信。家人饱受了亲人生死未卜、几个月音信全无的煎熬。信中：哭的、喊的、保佑平安的、超度亡灵的语言比比皆是。我们急忙写家信回报平安。一个中央慰问团来到我们团。团里热情地招待他们，选了十来个酒量大的去陪酒。晚上，我们全团集合在SE师炮兵团的大操场上，有着相声演员魅力的团政委动员我们说：“来演出的都是歌唱家，连唱十几首歌曲没问题。你们喜欢听尽管鼓掌就行。”演出中，老一辈等歌唱家不负众望，受到了热烈欢迎，只是一些“爱呀”、“哥呀”、“妹呀”的歌曲听不太习惯。接下来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演员出场，三首歌下来，全场掌声还是不停。女演员烦了，显得很不高兴了，被组织人推了一把，才甩甩耷耷地又上了台。战士们见状，愤怒了：“滚下去！不听她唱了！”“再不下去我们把她推下去！”看场上的连队干部们都站起来，挥手压制战士们的情绪。组织人急忙上台，站在女演员身旁示意她再三鞠躬谢幕。
几天以后，来自北京，国家最有名的四大文艺单位联合演出慰问我们YS军。军用机场上，人山人海。临时搭起的宽阔舞台上，演员们欢歌劲舞向我们示爱。我想，坐在台下的每一个军人，在欢笑的海洋里都会抑制不住地想起还有很多的战友没有回来。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浴血奋战，在疼痛、激愤或恼怒中死去，却没有得到这最后的欢笑。台下、包括台上的许多人，胸前都戴着金煌煌的纪念章、奖章和各种等级的军功章。奖章随着主人的歌舞、鼓掌而欢快地摆动。那些被父母、妻子、甚至是孩子捧回去的奖章、军功章是无论如何也摆动不起来的。看似一样的奖章，分别放在天平的两边，戴在胸前的一千个、一万个，也称不起捧在手里那一个的重量。
目送飞云思战友 头静心激舒颈喉 弹飞火燎得荣尚 英雄豹胆铸千秋
（结尾告白）我不是整个战争的参加者，却是个经历战争灰砾的人。灰，可以飘散、可以忘却；砾，可以落地、可以牢记。灰飞高远，助我博大胸怀、开阔视野；砾滚平低，教我仰山识水、寸草相宜。这，就是战争给我的教诲；这，就是灰砾给我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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