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书笔记

――农民运动及文革

    一九二六、二七年间，毛泽东开始主张深化农村土地革命，发展农民运动。这期间组织起来的农会不同于旧时期的农会，具有社会变革的性质。

然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中，代表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右派不满农民协会的行为，力求将农民协会纳入到传统之中。共产党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希望通过规范农民协会的行动来换取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因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汉口特别会议后，对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进行了限制和打击。

于是，一九二七年上旬，毛泽东亲自深入农运的蓬勃地区――湖南，作了本篇考察报告。

对于完全不了解时局的我来说，初读毛公这篇报告，确实有许多疑虑和不解，尤其是在农运和文革的比较问题上。但通读下去，却渐渐被他细致的考察和条理清晰的报告说服了。

一、农民的问题

    报告中，毛公先是开门见山，直接指出了革命当局对农运情况的认识是有悖于现实的，继而敲响警钟，说明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急迫性。在这第一部分，毛泽东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农民）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即是说，他认为，在这个时局变动的拐点，农民是决定历史的主体力量。

二、运动的成果

    接着在“组织起来”和“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两部分中，毛泽东大致描绘了湖南农运从源起到兴起的过程。从中我大致了解到，农运以地主阶级为主要斗争对象，收归了包括政治权益在内的一切权力。这里，毛公向读者展示了农运的成果――“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是给右倾者的第一道答复。

三、革命是暴动――疑惑

    说清了农运带来的实质性改变之后，毛泽东又对反对者的观点提出了针对性的回答。

一是，一部分人不敢面对社会变革、对局势日变动感到不安与恐惧，从而做出“糟的很”的结论。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反革命的理论。二是，一部分人对革命有恐惧心理。但是毛泽东认为封建主义是根深蒂固的，故需以极大的力量去“矫枉过正”，即是，他认为要坚决暴力革命，反对改良。

读到这里，我觉得一丝不适――毛泽东笔下的革命未免太过趋向于“暴乱”。提到农运过不过分的问题时，“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这样的描述使我想到了文革，让我深感疑惑。看上去，革命者倒像只是一群在“盲目暴动”的农民，毛泽东的描述，更让我觉得农运确实太“过分”了，一味反叛成了无理取闹。

四、革命先锋和主力是贫农

通过对富农、中农和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不同态度的讨论，毛泽东得出革命先锋和主力是贫农的结论。

从考察中发现，富农一直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也算是旧秩序的受益者。就算入会，他们也是消极的，故无必要让富农入会。中农一直是游移的，他们更多是在观望，因此，农会应该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而贫农一直是不动摇的主力，但其中有少数不良分子。在此，毛泽东强调了不应随便派兵捉人，而应该加强纪律整顿。

五、十四件大事――疑惑及解答

最后，毛泽东给出了对反对者的总结答复――总结了农会做的十四件大事。

读前几个事件的时候，我愈为困惑。农民通过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等方式来推翻地主阶级。清算、罚款等没有什么，至于示威、驱逐、枪毙，再次让我想到戴高帽、游街、开批斗会的文革场面。事实上，文革中的红卫兵正是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样的“信仰”下而狂热的。看到这里，除了对农运是否盲目的怀疑，更多的是对农运和文革的不解――为什么同样有戴高帽、游街、枪杀等可以说是“没有人性”的活动，却一个是革命的力量,一个是扰乱社会秩序的势力?

另外，在农运过程中也出现了迷信思想的觉醒，“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同样的，我觉得这与文革的“除四旧”具有可比性――怀疑一切的内在思想、全盘破旧，缺乏了新科学的指导所以没有考虑重构――很有可能发展成盲目毁灭。

然而，从第七件大事开始，毛泽东就一一解答了我的疑惑。

毛泽东点出了四大束缚――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毛泽东剖析了打破这四大束缚的重要性之后，强调指出了首要任务应该是经济和政治斗争，即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在我看来，这部分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不可以一味扫除迷信,不可以对旧事物盲目反抗，要先把重心转移到政治经济上。这其实指正了运动的方向，防止了文革中纯粹斗争的现象。于是，农运贡献更多的是推动社会变革，而文革带来的更多的是社会秩序的破坏。

之后，毛泽东认可了政治宣传的一种高效手段――口号。这是在短时间内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的最佳手段。对运动主体的科学教育，是长远革命的基础。给予农民以理论武器，才能赋他们以构建新秩序的能力。废苛捐、文化运动、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修塘坝等等，都可看出农运的非盲目性。革命者清楚认识到哪些是问题的关键，哪些是变革所需。而且农民诸禁一事，也体现了革命者的自律觉悟。这样看来，农运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农民暴动，而是一场对深刻的社会变革。

同时，毛泽东还列举了土豪劣绅的罪恶行径，从而使得之前所提及的农运暴力活动合理化――“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儿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此外，毛泽东还提到农民全权掌管城县政治的局面――农会拥有绝对权力。这似乎与文革的生产队队长如出一辙。在舆论氛围里，文革是一个没有腐败的热血年代。而在毛泽东的报告中，似乎也表现出农民掌权的自觉和高效。于是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狂热下腐败这一直指人类本性的现象得以杜绝?查阅资料后，我发现其实“无腐败的文革”只是一种美化：

“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那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

                            ――摘自《回首“文革”说腐败》,《随笔》2010年第1期

在文中，作者用亲身经历说明了文革中确实存在腐败，只是在社会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没有大额贿赂而使得情况淡化罢了。

而上面援引的一句话刚刚好也说明了农运中没有腐败的原因――主力是一文不名的贫农，推翻地主阶级农民自然是收益者，更重要的是，农民诸禁带来了秩序。

总结

一句话总结地说，农民运动是理性的热忱，而文革是盲目的狂热。

全文观来，毛泽东始终是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的态度，而又善于分析和归纳，这也许正是他能开辟新格局、成为革命家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