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打工子弟诗朗诵《心里话》的作者署名是“集体创作”，然而北京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认为作者是自己。为什么他曾“同意本次晚会不予署名”？为什么现在他又后悔了？他该不该署名？

正月十五过后，北京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智泉学校平地起波澜，这场波澜起自“春晚”。

诗朗诵《心里话》在今年“春晚”上亮相，并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的“春晚”节目三等奖。这首诗最早是智泉的小学生读出去的，并且是他们的校长创作的初稿。但“春晚”压根就没提智泉和校长秦继杰的名字。

智泉学校在京北昌平区的一条巷子里，巷口摊着生活垃圾。低矮而簇新、被漆成蓝白二色的校舍让人想起建筑工地的工棚。看似简陋的“智泉”其实是一所大学校———占地20亩，涵盖幼儿园到高中，拥有1200名在校生和两部校车。

刚下过春雪，操场上一片泥泞。食堂刷着墨汁的山墙上写着今日菜谱。一个脸蛋红扑扑、长着“萝卜丝(皮肤皲裂)”的小男孩跑来，用一口河南话向秦继杰汇报：食堂给的菜太少，我得吃这个才饱。他一边说一边晃着一包干脆面。北京正闹“倒春寒”，寒假停暖把智泉暖气冻坏了，开学前一天抢修到凌晨5点，没修好。

教室里孩子们的脸冻得红扑扑的，窗外，远处是天通苑高大的塔楼。

《南方周末》记者石岩

最初题为《我是谁》

2004年4月，北京电视台《真情北京》栏目想以打工子弟为主角做一期“六一”特别节目。编导张小南找到智泉学校，想看看学生的作文，并判断能不能从中诞生一个学生原创的节目。秦继杰把这当作头等大事，甚至专门召开了校委会，发动老师学生一起搞创作，他自己则写了一首名为《我是谁》的诗。据秦继杰说，他写这首诗只花了10分钟，因为他写的是自己的生活：“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羞于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1999年之前，秦继杰在河南固始县蒋集镇一中教语文。他的学生里很多“留守少年”。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敏感、好强，有些孩子因缺乏关爱和管理而走了弯路。

身为教师的秦继杰想，如果能办一所学校，把这些孩子都归整到一块，好好对待他们，肯定比眼下有出息。可办一所学校，对每个月收入千八百块钱的中学二级老师来说基本上是天方夜谭。于是他把目标调整为“学点技术，挣点钱”。1999年，爱好摄影的秦继杰背着一架海鸥单反相机来到北京，在一家影楼里当上了摄影师。

影楼的差事不顺心，顾客多为年轻姑娘，秦继杰的工作就是指点她们摆各种姿势。想到来京的初衷，秦继杰没干几天就“受不了了”。

初到北京，秦继杰寄居在舅舅和弟弟的出租房里。舅舅和弟弟在通州收破烂。经常有人在他们的住所周围散发招生小广告，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有招的。舅舅和弟弟就说，你是老师，人家收破烂的能办学，你怎么不能办？

就这样，来北京的第40天，秦继杰辞去了影楼的工作，顺着招生小广告提供的线索，开始了“办学考察”。他见到的第一所“学校”在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还有几户收破烂的，至今他还记得那所学校的“教室里昏黄的白炽灯泡”。

2000年，秦继杰在北京朝阳区洼里乡创办了第一个打工子弟学校，那所学校的条件跟他1999年在通州看到的小学校差不多，设施简陋，只有23名学生。秦继杰给自己办的学校取名“智泉”———智慧的源泉，因为叫“育才”、“振华”的民工子弟学校太多了。

他散发的招生小广告引来了一位中学同学。这位同学初中毕业之后就不念了。他看到秦继杰的广告后就找上门来，兴奋地告诉他：“现在咱俩是同行了，我在北京办学办了好几年了。”

秦继杰是师范科班出身的中学二级教师，“智泉”迅速从“育才”和“振华”中脱颖而出。那时，洼里乡最大的民办小学有二百多名学生，而“智泉”办到第三学期，学生数量已经突破300人。

等学生超过530人时，洼里的校舍盛不下了，学校迁到远郊昌平区中滩。中滩的校园，两排教室之间垒个乒乓球台都嫌拥挤。学生数量超过760人时，学校又迁到了天通北苑以北的东三旗村，那里是北京最北端的城乡接合部。

接到北京电视台编导张小南的“命题作文”后，“垃圾场里的小学校、昏黄的白炽灯，全都浮现在我眼前。”秦继杰说。“我是谁？”三个字蹦到稿纸上。

“我们很多学生从懂事起就跟爸妈在北京，有些是在北京出生的，可能从来就没回过老家。可到了上学的年龄，想去公立学校上学，人家不收，要收就得交一大笔钱。我想这时候他们可能会问自己：我是谁啊？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秦继杰还想到了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在这个城市随处可见，秦继杰估摸，“智泉”的孩子大部分会在北京呆到2008年。奥运会将是这个城市每一个人的荣幸，不管他住在高大的楼房里还是住在城市边缘的出租屋。而“智泉”的孩子更有理由骄傲，他们很多人的父母是奥运会的直接建设者。

润色为《心里的话》

2004年，北京电视台的编导张小南找到秦继杰时，“智泉”还在中滩校园。一进校门就看见远处高大的塔楼，在摄像机的镜头里，极易把那些塔楼当成校园的一部分，只有镜头摇得足够近、足够低，才会发现那些与视线齐平的校舍。

张小南的到来，对于智泉的1200名学生和七十多位老师来说是件大事。校长的诗写好之后，老师带着学生趁“五一”放假排练。

节后，张小南来学校看节目。在低矮的教室里，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领诵，二十几个孩子配合她，朗诵了校长写的诗。到现在，张小南还记得小姑娘的弯眉毛、尖下颏和略带颤抖的嗓音。

张小南说，自己当时有些失态。孩子们朗诵完毕，他半天说不上话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尽管表演唱、诗朗诵是在电视台做文艺编导的他最司空见惯的东西。

愣了半晌，张小南要来了秦继杰的原稿。回到电视台之后，他和另外一位编导一致认为，这样的东西，他们无力修改，因为极度朴实的语言背后是最真实的情感，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作为铺垫；文人再怎么善于想象，也不可能从头去体味十几年的生活。最后栏目组决定，只对全诗局部拖沓处做语句上的调整，同时把《我是谁》改成了《心里的话》：“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一路都不说话／埋头蹬着板车／裤腿沾满泥巴……”

5月中旬，智泉的孩子和另外十几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学生被带到行知实验学校筛选节目。在行知学校，《心里的话》迅速流传开去。临近“六一”时，张小南打来电话，要秦继杰3天之后带着学生到电视台录节目，朗诵修改后的版本。秦继杰赶紧从小学部挑出50个孩子，让他们连夜把诗背熟，第二天早晨检查。33个孩子被选中。

录节目时，领诵的小女孩高瑜因为连夜背诵，嗓子有些沙哑，这倒成了意外的亮点，当孩子们朗诵：“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录制现场的妇联干部、报社记者、大学教授纷纷擦起眼泪。

到了2005年，张小南陆续听说云南电视台、河南电视台等地方台的节目中，出现当地打工子弟学校表演诗朗诵《心里的话》。这首诗在打工子弟学校迅速流传，简直成了在城市求学的打工子弟的“代言诗”。

那时，张小南向秦继杰预言：这首诗能上“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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