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学是上海的防空司令，贺子珍自己的家不去了，搬到我家来住。我们家热闹，海峰、春生、麓成都到我们这里。我们那里部队的房子很大。
她那个时候住在四川路，陈毅给她找的。这个房子是陈毅在上海做生意的一个哥哥的房子，蛮大的，在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交界的地方，靠近派出所。派出所很注意贺子珍家的安全，你妈妈也住过那儿。
湖南路262号是一所沪上名宅，位于原法租界居尔典路上，是一座法式建筑。1934年春，汪伪政权财政部长周佛海买下这座花园洋房并将路名改为湖南路(周佛海与外公同为湖南人，曾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现在这里院墙上竖起了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栅栏，门外还标有“湖南别墅”四字。
解放后，陈毅和林彪(短期)两家曾分别住在楼上楼下。春生舅舅记得外婆和舅公经常带他们几个孩子去串门，大人在屋里聊天，两家的男孩子就在外面那巨大的草坪上玩耍。由于常来常往，亲如一家，大家都没想起要正正经经照个相什么的，反正春生舅舅不记得与陈毅市长合过影。湖南路这所房子的特点，一是隐蔽，据说从墙外任一角度都无法窥见院内情形。对幽居上海的外婆来说，这里确实很保密。二是有一个面积超乎想象的庭院，包括约两个网球场大的草坪，两栋楼房(一栋首长住、一栋工作人员住)被假山、花园、水池所环绕。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到上海的时候，外婆在庭院里(大概在溧阳路)种过菜，甚至还养过猪。湖南路住所可比溧阳路大多了，但20年过去，外婆毕竟老了。她能做的就是和妈妈一起在玉兰树下拔去杂草，在花坛前闻闻花香。
1950年，彭儒到上海看外婆，还笑过她：“哎，你怎么养起猪来了！”的确，外婆和彭儒这些女学生出身的老干部，是不大有养猪经验的。海峰姨介绍说：“姨妈每天用水龙头给猪洗澡，可干净了”。
妈妈也记得此事。她说外婆养猪，是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当时孩子多，开销大。姨婆从永新接来的孩子有十几个，有烈士子弟，有亲戚子女。另外，姨婆养子贺麓成在泰和车祸中骨折，住了半年医院，外婆是自己出钱给他治伤的。那只猪养肥后，据说卖了200块钱。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外婆住过15年之久，湖南路262号的性质却一直是招待所。这里的服务人员都是从外公来沪时住的兴国宾馆(距湖南路不远处兴国路上)派来的。既然是招待所，吃饭就要收费。外婆的标准是每天三元，妈妈及海峰姨、小平姨的标准是每天一点五元。除了外婆工资高些，对大家都是不小的费用。
她那个时候住在四川路，陈毅给她找的。这个房子是陈毅在上海做生意的一个哥哥的房子，蛮大的，在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交界的地方，靠近派出所。派出所很注意贺子珍家的安全，你妈妈也住过那儿。
湖南路262号是一所沪上名宅，位于原法租界居尔典路上，是一座法式建筑。1934年春，汪伪政权财政部长周佛海买下这座花园洋房并将路名改为湖南路(周佛海与外公同为湖南人，曾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现在这里院墙上竖起了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栅栏，门外还标有“湖南别墅”四字。
解放后，陈毅和林彪(短期)两家曾分别住在楼上楼下。春生舅舅记得外婆和舅公经常带他们几个孩子去串门，大人在屋里聊天，两家的男孩子就在外面那巨大的草坪上玩耍。由于常来常往，亲如一家，大家都没想起要正正经经照个相什么的，反正春生舅舅不记得与陈毅市长合过影。湖南路这所房子的特点，一是隐蔽，据说从墙外任一角度都无法窥见院内情形。对幽居上海的外婆来说，这里确实很保密。二是有一个面积超乎想象的庭院，包括约两个网球场大的草坪，两栋楼房(一栋首长住、一栋工作人员住)被假山、花园、水池所环绕。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到上海的时候，外婆在庭院里(大概在溧阳路)种过菜，甚至还养过猪。湖南路住所可比溧阳路大多了，但20年过去，外婆毕竟老了。她能做的就是和妈妈一起在玉兰树下拔去杂草，在花坛前闻闻花香。
1950年，彭儒到上海看外婆，还笑过她：“哎，你怎么养起猪来了！”的确，外婆和彭儒这些女学生出身的老干部，是不大有养猪经验的。海峰姨介绍说：“姨妈每天用水龙头给猪洗澡，可干净了”。
妈妈也记得此事。她说外婆养猪，是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当时孩子多，开销大。姨婆从永新接来的孩子有十几个，有烈士子弟，有亲戚子女。另外，姨婆养子贺麓成在泰和车祸中骨折，住了半年医院，外婆是自己出钱给他治伤的。那只猪养肥后，据说卖了200块钱。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外婆住过15年之久，湖南路262号的性质却一直是招待所。这里的服务人员都是从外公来沪时住的兴国宾馆(距湖南路不远处兴国路上)派来的。既然是招待所，吃饭就要收费。外婆的标准是每天三元，妈妈及海峰姨、小平姨的标准是每天一点五元。除了外婆工资高些，对大家都是不小的费用。
作为井冈山时期的团党委书记，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师长，军史上“三个第一”(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江战役第一)的拥有者，舅公的资历和功绩都是骄人的。他在解放后在部队长期担任副军职，转业到福建后还一度降职为厅局级。
有人认为他的职务与其资历、功绩不相称，便说：何不向毛主席说说，请主席出面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舅公批评了这种说法。他说：不能这样搞关系。我正因为有这个关系，更不能去搞关系。
在那次抄家中，有两件贺家珍宝没有被查抄到，就是外公写给外婆和舅公夫妇的亲笔信，还有外公托妈妈带给舅公的燕窝。原来舅婆事先已做了妥善处理：
在“文革”抄家风兴起后，她把信藏在舅公一件衣服的夹层里，又乘妈妈来福州看外婆的时机，托她把外公家书带回北京保存。至于燕窝，有两小袋，半斤重，是1962年妈妈带来的，舅公一直舍不得吃。想来想去，只好托部队里的老战友保存，放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形势比较平静了，才从那里取了回来。
我的舅公贺敏学于1988年在福州去世，他是“永新三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长辈。
贺家受冲击的第二个人是姨婆贺怡的继子，我的表舅刘子毅(贺怡前夫刘士奇前妻之子)。
在我出生前，这位表舅就已经含冤去世了。对他的人生，我几乎一无所知，现在也只了解到一些片段。他的童年非常坎坷：父母双亡，流浪上海，后来跟随继母贺怡去延安。在我眼中，他和姨婆一样，都是有着悲剧结局的英雄人物，有着典型的贺家性格。
在延安教过表舅功课的老师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我认识了子毅表舅。文中写道：
“刘子毅到我的窑洞来很随便，在无拘无束的闲谈中，我知道他父亲牺牲于上海，他就在流浪汉队伍中长大，当过童工，挨过资本家的鞭子。抗日战争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寻找到他，将他送来延安。他对继母很尊敬，他告诉我，继母当年在红军中可称得一名美人。母亲死后，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因为父亲对党的忠诚和行动的果敢，却打动那位少女的心，坚决与父亲结为伴侣……
他讲的许多故事，常常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劝他写成作文，他每次都写，也写得很快，可惜读来索然无味，不但别字连篇，上海土话更使人揣摩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所以要改，真也无从下笔。想教他怎样写，遗憾的是我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相视叹息而已。
有人认为他的职务与其资历、功绩不相称，便说：何不向毛主席说说，请主席出面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舅公批评了这种说法。他说：不能这样搞关系。我正因为有这个关系，更不能去搞关系。
在那次抄家中，有两件贺家珍宝没有被查抄到，就是外公写给外婆和舅公夫妇的亲笔信，还有外公托妈妈带给舅公的燕窝。原来舅婆事先已做了妥善处理：
在“文革”抄家风兴起后，她把信藏在舅公一件衣服的夹层里，又乘妈妈来福州看外婆的时机，托她把外公家书带回北京保存。至于燕窝，有两小袋，半斤重，是1962年妈妈带来的，舅公一直舍不得吃。想来想去，只好托部队里的老战友保存，放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形势比较平静了，才从那里取了回来。
我的舅公贺敏学于1988年在福州去世，他是“永新三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长辈。
贺家受冲击的第二个人是姨婆贺怡的继子，我的表舅刘子毅(贺怡前夫刘士奇前妻之子)。
在我出生前，这位表舅就已经含冤去世了。对他的人生，我几乎一无所知，现在也只了解到一些片段。他的童年非常坎坷：父母双亡，流浪上海，后来跟随继母贺怡去延安。在我眼中，他和姨婆一样，都是有着悲剧结局的英雄人物，有着典型的贺家性格。
在延安教过表舅功课的老师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我认识了子毅表舅。文中写道：
“刘子毅到我的窑洞来很随便，在无拘无束的闲谈中，我知道他父亲牺牲于上海，他就在流浪汉队伍中长大，当过童工，挨过资本家的鞭子。抗日战争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寻找到他，将他送来延安。他对继母很尊敬，他告诉我，继母当年在红军中可称得一名美人。母亲死后，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因为父亲对党的忠诚和行动的果敢，却打动那位少女的心，坚决与父亲结为伴侣……
他讲的许多故事，常常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劝他写成作文，他每次都写，也写得很快，可惜读来索然无味，不但别字连篇，上海土话更使人揣摩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所以要改，真也无从下笔。想教他怎样写，遗憾的是我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相视叹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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