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之后，外公与外婆再未见面，书信不通，只有妈妈一年一度联系着二老的精神世界。

后来，妈妈搬出了中南海，见到外公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外公在想些什么，她已经无从得知了。而另一方面，外婆一直住在有“文革”策源地之称的上海，却能安然无恙，又不能不发人深思。

外婆对外公发动的这场“文革”一开始持什么态度，已经不得而知。这些年来，她已经习惯置身事外，静观世变。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她想工作，想看看首都，想看看毛主席。

“文革”开始了，就连深居简出的外婆也发现一切似乎都变了样。她甚至觉得：机会来了。

我在上海采访海峰姨和小平姨时，专门谈到了“文革”中的外婆。小平姨告诉我：1966年，“大串联”流行全国，年轻人都不想错过这个免费走遍全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事实是仅该年8月18日到12月26日，外公就在北京分八次检阅了一千八百多万人次的红卫兵。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身草绿军装的小平姨来到外婆家，兴高采烈地向亲友们谈起准备参加“大串联”上北京的计划。一直在旁倾听的外婆突然开口了：小平，我也要去。

大家愣了。确实，负责外婆生活的市委接待处找不到人了，上海市委也不运转了、国家主席都出事了。可是，外婆不能去北京的那条纪律并没有取消呀！然而不管大家怎么劝阻，外婆信心十足。时光仿佛又流转到了1937年，这次她也一定要去，不是莫斯科，是北京。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火车上全是“大串联”的，可没有卧铺！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也和你们一样坐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北京住满了红卫兵，你没地方待呀！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可以住李敏那里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现在外面可乱了，你要注意安全！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解放那么多年了，怕什么。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你去北京，主席还没同意呐！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他当他的主席，我又不去找他。

最后，外婆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说：长征我都走过来了。小平，让我去吧！我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

可怜的小平姨眼里已经噙满泪水，又不想让外婆发现，只好咬着牙扔出一句话：姨妈，组织上不会同意你去的！

她不想让亲爱的姨妈因为上北京受处分。只是面对外婆眼巴巴的期盼，自己这个“恶人”太难当了。

38年后又勾起这段往事回忆，海峰姨好像在拭泪，小平姨眼圈似乎又红了，我无言。房间里沉默了。

外婆沉默了。17年来，第一次有那样一个机会，仿佛自己可以自由了，去以前去不了的地方，还可以去北京。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在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上远远望主席一眼。不过，机会已不属于她了。

外婆一生服从组织，她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而且毕竟她老了，已经不是1937年不顾一切西行的时候了。去北京，见毛主席，那是年轻人的事情了。

外婆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我在问我自己。

命运往往是不公的，承受这不公的，外婆不是第一个。但我希望她老人家是最后一个，也许这能使我们后人的心情好受些，起码说明外婆一生的苦没有白受。

外婆的晚年是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路262号度过的。1966年她设想的北京之行受阻，1967年大病一场。到1969年中秋，外婆已年届花甲了。

在上海的25年间，外婆搬过五次家，湖南路262号是最后一处，既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也是我最熟悉的：从1972年在上海出生到1979年随妈妈回北京，我都是在此与外婆共同生活。

舅婆李立英对外婆搬进湖南路之前生活的回忆：

我们和贺子珍在上海住了一段。她一般是闭门不出，自己散散步。人家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人家。我们也不张扬，有时候汽车到我门口停了很多。

那时候住在泰安路，彭德怀去那里看过她。湖南路只有陈毅去过，别人没去过。彭德怀一进门就询问生活情况，油盐酱醋什么都问。

老百姓吃什么，贺子珍也吃什么，没有优待。贺子珍也不许向人家要求，从来也不向领导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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